年轻皇帝赵顼首先想到了上次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富弼。熙宁元年(西历1068年)，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奉诏入觐。神宗对这位老臣特别礼遇，敕许肩舆至殿门，其子扶掖进见，不须参拜，坐下说语。言辞之间，神宗觉得这位富郑公不愧是三朝重臣，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应该是一位可以依靠的老臣，就向他请教富国强兵的策略。谁知道，富弼只是老套地回答道：“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苏轼全集·前集》卷37《富郑公神道碑》)”二十年政坛的摸爬滚打、风风雨雨，竟然让一个人的变化如此巨大，巨大得令人诧异，这还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雄姿英发的富弼吗？他显然老了，老得成了老江湖、老油条、老滑头。政坛这个东西呀，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挤进去，做公务员。可是他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么复杂，多么的消磨人性。大多数人跳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只能沉到水底做了淤泥。年轻人有锐气和热情，真好！可能保持多久，就是个问题了。三年？五年？十年以后呢？能剩下来多少？难得的是冷静，因为冷静，你能真正的潜下心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反思问题，作出正确的决断。更难得的是信念，是信仰。一个有信仰的人，什么也不能改变他。
笔者少而失学十七岁便上班了，在机关里面从打杂干起，一直干到戴上金顶子的蚊子官儿，在宦海里面沉浮了足足十年，把我人生中最璀璨的青春时光都奉献给了共青团的事业，每每听到一首《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做了十年，烦了，厌了，于是挂印读书去了。十年了，在机关里面，我经历了冷眼、沉浮了宦海、参与了沧桑，观察了斗争，但我还有信念，所以我能毅然决然的辞职，我能写写鲜少人看的长篇，作为十年行政的变相总结。问我这十年感触是什么？我只有苏子瞻的两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做官难，难做官，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一样的忧国忧民，一样的雄姿英发，一样的想有番大作为。就像庆历新政时候的富弼。可是十年、二十年的宦海沉浮之后呢？也许只顾及自己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也许只会想到我应该分到平方米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有多大的面子，还能不能为了这些好处，在政治上再有些进步呢？这就需要人云亦云、完全按照领导意志办事，只问上级喜怒，却不问对错善恶;需要谨小慎微，处处不能随意放屁，不痛不痒、不麻不辣、诤言不说、直话不讲，报喜不报忧，只学喜鹊喳喳不做仗马之鸣;需要只对长官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不对国家负责，浑浑噩噩、不冷不热，领导小事是大事，百姓大事是小事。至于年轻时的那些雄心壮志，初入宦海时的自我约束，都将被看作是政治不成熟的孟浪。不信吗？庆历新政二十年后的富弼，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富弼老于世故的回答，对于青年皇帝赵顼，无疑于一盆凉水劈头浇下。一个安于现状，一个要有所作为。显然，富老头子连汤带水的洛阳水席，不大合适神宗的浓重口味。于是，神宗把目光转到元老重臣之外，其他有才干特别是一样有雄心有抱负的官员当中。同时，青年皇帝赵顼也从中看到了改革即将遇到的阻力有多么巨大，他也在为变法的各项前期筹备工作，进行着积极的运作。
神宗不愧是佳子弟的风格，其变法中兴的胆识自毋庸质疑。但在登基之初酝酿变法的时候，他的各项工作的着眼点却无不落在一个“稳”字上，没有采取以往变法者那种首先急于在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改弦更张的办法，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比较稳健而谨慎的举措。“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宋史·神宗本纪》)”特别是在人事工作中，“一朝天子一朝臣”，本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既定习惯。神宗却没有采取“大换血”的传统办法，对干部队伍进行清洗，而是选择了尽量稳定原有宰执班底，力争最大限度的缓解消化矛盾、争取各方面支持的新办法。首届内阁中的吴奎、韩琦、曾公亮、文彦博、欧阳修、赵槩等人，基本还都是上届政府中的老班底，变化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