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是同治皇帝大婚的日子。那时候，同治皇帝十七岁，皇后是十九岁的阿鲁特氏。
对于同治大婚，当时外国人极感兴趣，他们甚至将清廷公布的一些礼节译成英文并出版。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特别邀约英国人威廉·辛普森作为通讯员，提供费用，派他前往中国，探个究竟。
身兼考古学家、艺术家及旅行家多重角色的辛普森，果然不负所托，他的现场报道后来发表在《伦敦新闻画报》上。1874年，他在伦敦出版了《迎接太阳：环球旅行》一书，再次详尽记述了目击同治大婚的经过，还配有若干写实性插图。
庆典前夜
辛普森于1872年8月5日从伦敦出发，9月下旬抵达北京。他迫不及待地顺着刚刚修整过、洒上新黄土的路面，前往新娘(即皇后)的府邸，看到搭就的架上遍扎彩绸，处处贴着“双倍福佑”的“囍”字。
辛普森和同伴削好铅笔，拿出画本，要给府邸来个速写。那年头北京街道上“洋鬼子”很少见，极为引人注目，手拿画本的“洋鬼子”更是稀罕，消息似乎迅速不胫而走，辛普森意外地“身陷重围”。他描述说：
北京闲逛的人太多了。这是一条很宽的街道，簇拥着上万人，全都翘首观看我们正在做什么。周围能看到的人很是心满意足，但外面观众越来越多，这些后来者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越发骚动不安，结果互相推搡，离我们最近的被推到中间，我们也被挤来挤去。
最后，惊动了清朝官员出面干预，辛普森一行才得以解围。
大婚迎娶皇后，当然要置办皇后的妆奁即嫁妆。辛普森向好奇的英国读者报告：
婚礼前约一个星期，每天早晨沿着这条路都有行进的队伍……有人解释说它们都是全国各地所进敬奉的礼物，所有物品都送至皇后将要居住的宫中。……每天拂晓后，出现了长长的抬运物品的队伍，负责的官员以及士兵等，身着有白点的红色衣服。这些婚礼物品种类繁多，……它们都由黄色和红色丝绸扎系，分别代表着“皇帝”和“婚礼”。
每天早晨，成群的北京人都出来看皇帝布置房间的物品，整个路上从头到尾两边都是人。有天早晨，所抬物品特别贵重，因此整个队伍在天亮之前就已行动，没赶上瞧热闹的人未免大失所望。据说，这是为了防止发生抢夺事件。
来看热闹的人，很多是为了看抬物品的轿夫们的表演：他们训练有素，将轿子抬得极其平稳，将盛水的瓶子置于轿子上，能做到在行进中水一点儿也不洒落。
辛普森特别记述了15日，也就是大婚的头一天，皇家向新娘阿鲁特氏送金册、金节、金印的场面：
下午四点左右，抬着皇后凤舆的队伍从皇宫出发，由一位蒙古王爷和数位蒙古大臣带队，身着盛装。这位蒙古王爷，手捧御用朝珠，那是皇帝至高权力的象征，如同皇帝亲往一样神圣，是最尊贵的礼节。
整支队伍的前面，有三十匹配有金黄色鞍鞯的白马，队伍主体则由众多旗帜和各种不同颜色的三重伞盖组成。伞上绣有龙凤图案，高竿之上有圆形、方形和心形的扇子，还有一种红竿子顶端是“金瓜”。皇帝的三重黄龙伞走在后面，再接着是凤舆——黄色丝绸的围帘，金色皇冠状的轿顶装饰着龙和凤，并没有用珍珠和黄金，装饰极其质朴。
辛普森甚至听到许多人说，如此“质朴”的场景，还比不过低级官员的婚礼排场呢。辛普森还了解到，凤舆将一直停在皇后府邸前，直到她乘坐离开，这是中国婚礼一个重要部分，即通过公之于众，让婚姻拥有了合法性。当这支队伍返回时，金册、金节、金印会置于皇帝黄龙伞和凤舆之前，骑兵队则走在最后。
不速之客
同治大婚的正日是10月16日，而细心的辛普森得知：“更确切地说，钦天监官员选中的是15日到16日间的夜里。这是个月圆之夜。”“人们说队伍约在15日午夜十二点离开皇后府邸，这样可以在清晨两点之前到达皇宫，过了这个时间将会是不吉利的。”
各国驻北京使馆里，许多人在讨论着如何能看到迎娶皇后。但人们都清楚，这将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清廷已照会各国使馆，要求每位公使约束自己的国民，不要在10月15日或16日外出观看结婚队伍。辛普森观察到了一种特别的防范措施：
沿着整个新铺垫的黄道——它有两三英里长——我们已注意到，通向这条路的每一个街巷口都设置了障碍。竹子搭就的架子，加上帘子，遮挡住任何观看的可能。经向人打听得知，那些负责此事的人——礼部官员——就是为了让民众看不到大婚队伍。
因为有“任务”在身，辛普森在友人帮助下，由一名中国妇女作为向导，进入婚礼队伍途经的某条胡同转角的一个大烟馆。婚礼队伍将于晚上11点或是稍后从新皇后府邸出发，辛普森一行四人早在晚上9点左右就到达隐蔽的“观礼”地点。他们将窗户上的薄纸戳破，朝外面看去：
月圆之夜，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街上树立着为数不多的灯笼，供照明之用。有许多士兵，或说是治安人员——因为他们身着同样的衣服——分散站立着，只是在那儿站着。所有店铺都关了张，街上显得有些冷清。这让人想起与巴黎公社(1871年)作战时巴黎的街道，当时所有的店铺和窗户都闭着，除了街上的士兵，一个人影都没有。
“天”“人”之际
人群并没有给街上的卫兵带来太大麻烦，这显示出北京的一般民众特别和善，喜欢成人之美。
清同治一朝(1862~1874年)，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联合执政，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大臣通力合作下，大乱(太平天国、英法联军入侵)之后求大治，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初现端倪，国力有所恢复，民心稍稍聚拢，史称“同治中兴”。
同治《大婚典礼红档》(现收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详细地记录了1872年秋天这次婚典的程序和各种礼节。而与宫廷档案较为程式化的记录相比，“洋鬼子”辛普森的现场直击，活龙活现地留下了那个年代的国家大典举行时，“天子脚下”各色人等之众生相：
这条街上的一名卫兵的所作所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少见的、阐释中国人性格的例子。这人负责街边胡同的隔离警戒。拥挤的人群让他很烦，他大声向人群喊话，命令他们保持安静，因为声嘶力竭，他的嗓音变得嘶哑。最后，他请求大家不要再折磨他了。这产生了效果，后来人群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在我看来，这显示出北京的一般民众特别和善，喜欢成人之美。
还有另外一番场面：骑马的官员成队地经过，他们看到我们对面街道上的一位士兵正在打瞌睡，十多个官员立刻叫嚷起来，声音震耳欲聋。那个可怜的家伙，可能只是想吸口大烟，却当场遭到殴打。如果这些官员发现了我们，我们将遭受怎样的命运，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切以及突然闯进来吸大烟的旗人，打破了我们的安全感。
但是，当检查街道保卫工作的官员查问站岗的旗人兵丁，是否所有的人都被阻挡不得观看时，辛普森听见士兵们回答说“没人敢偷看”，躲在屋里的他们忍不住暗地里笑了起来。
接近半夜十二点，婚礼队伍终于出现了：
白马、白旗，高大的伞、扇，在暗淡的光中，显得苍白、恐怖，因为层云遮住了月亮，好像它们也听到了任何人不得观看的命令。队伍中断了很长时间，接着大约有两百个灯笼经过，上面都写有汉字的“囍”。这是婚礼队伍中给人印象最深的部分。
接下来果然是金节、全册、金印，然后就是皇帝的黄盖伞和皇后的凤舆，此刻皇后已经坐在凤舆里面了。
凤舆旁边有个人手持燃香。有一种解释——故意打趣的解释——是，这是给皇后点烟的。这显然不可能，因为轿子四周都是封着的，而且皇后也身着新婚礼服，盖头蒙着头呢。实际上，这人是钦天监官员。这柱香刻有尺度，可以显示时间，他正在对行进队伍进行计时，以便可以“吉时”抵达皇宫，时间当然是事先就计算好的。
待整个队伍快结束时， 大烟馆的门被负责警戒的旗人卫兵围住了。很明显，他们是要寻求鸦片的慰藉。完成“任务”后如释重负的辛普森等人喝过茶返回住所，一路上发现：
“北京的街道一片寂静，极少或根本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外出，来窥视所发生的一切。”
在我们和护卫严密的街道之间就隔着一层纸，这纸中间还有一个洞，想到这儿，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可以听见当班人员所说的每一句话，其中一些人就站在我们鼻子底下。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持平静，仅仅是细声耳语，大气儿不出。
令不请自来的“观礼者”惊骇之事发生了，街上一个士兵突然推门走进大烟馆，他的制服甚至碰到了辛普森。但他对眼前的洋人却视而不见。原来，那一天士兵们已值勤了很长的时间，估计他是烟瘾上来，实在憋不住了。辛普森记述道：
烟馆的人解释说，即便他注意到了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告发，因为他进得屋来就是在犯罪，他不会因检举我们而暴露了自己。这种解释完全正确，因为另外的人在那天晚上进进出出，都低着脑袋，似乎是不希望看见别人，或被别人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