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年，曹操南取荆州，曹、刘、孙三方围绕荆州归属展开全面争夺，随后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当时，曹操取得荆州后由江陵沿江东下，水陆并进，声势浩大。曹操致信孙权，扬言“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意思是劝孙权早早归顺。孙权得书让郡臣传阅，东吴群臣莫不震惊失色，张昭等都主张迎降，独鲁肃悄悄跟孙权说，主张迎降的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该听从，建议孙权迅即召回周瑜。周瑜从鄱阳归还后，严辞驳斥投降派，力主抗曹，并向孙权分析曹军实际兵力和弊端，促使孙权最后作出了联刘抗曹的决定。这就是说，在促成孙、刘联合抗曹方面，鲁肃、诸葛亮、周瑜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促使孙权下决心抗曹起关键作用的是周瑜。也只有周瑜出来鲜明表态，才压得住以张昭为首的投降派。周瑜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他的政治头脑非一般人所比。
在军事行动方面，周瑜既是吴军都督，又是联军统帅，是赤壁之战的指挥者，而诸葛亮只是参与者。孙刘联军所以能取胜，固然有多种原因，功劳不是哪一个人能独享的，但作为主帅的周瑜，无疑是赤壁破曹的第一功臣。要说第二功臣，应是黄盖。因为诈降、火攻是他提出的，并在周瑜指挥下，由他具体实施的。诸葛亮在这次战役中到底发挥了哪些作用，史无所载。诸葛亮本传只是记述他与吴军一起出发，到刘备处后与东吴方面“并力拒曹公”。《演义》里，孔明在赤壁之战中非常活跃，神计妙算莫出其右，又是用奇谋草船借箭，又是七星坛祭天借东风，连用火攻也有了他的份，好象成了破曹的关键人物，只是所有这些描述仅是文学创造而已。
在《演义》通行之前，文人学士们对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表现评价是很高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盛赞“三国周郎”：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唐宋诗人墨客赞美周瑜，把赤壁破曹主要功劳归之于周瑜，是合情合理合乎史实的。历史上的周瑜，其本传专门讲到他“性度恢廊，大率为得人”，心胸一点不狭窄，人缘也挺好。老将程普自恃年长，原先常欺侮周瑜，周瑜总不计较，后来程普终于从内心佩服，对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美酒)，不觉自醉。”曹操使蒋干游说周瑜，蒋干见周瑜心坚志高，无法开口，回去也说周瑜“雅量高致”，甘拜下风。作为东吴开国元勋，且周瑜与孙策情同手足，又是连襟，吴老夫人并嘱咐孙权“以兄奉之”，在东吴的声望很高，但他始终以辅吴事业为重，虚怀若谷，不摆架子，带头执行臣节，敬重孙权。他精通音乐，吴人有“曲有误，周郎顾”的赞语，说明他日常作风也是平易近人的。
为什么演义中的周瑜会和历史有这么大的差异？既有文艺创作上人物塑造的需要，更有政治倾向上拥刘的因素。从文艺创作上讲，贬瑜是为了褒亮，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才能。按照史实，诸葛亮出山前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表露出他的不凡智慧，出山后只是在智激孙权这件事上亮了一下相，充分展示其才能要到刘备去世之后治蜀、南征及北伐之时。而整个《三国演义》的创作脉络是以刘备集团为主线的，诸葛亮又是小说着力塑造的重点人物，诸葛亮出山之后就逢到赤壁之战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如果不突出显露他的才能，就不符合小说的创作意图。而要显示他的才能又史无所据，于是就大加虚构，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创造力，把周瑜作为对立面，作为表现诸葛亮智慧才能的陪衬。因为只有把周瑜压下去，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形象才能树起来。
而南宋之后的三国故事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拥刘反曹贬吴，这在宋、元三国平话中已反映得十分明显，大概南宋时期，江北被异族统治，南宋偏安一隅，和蜀国局势很像。而元朝为蒙古族建立的国家，作为汉帝之后的正统继承人刘备当然更容易被广大汉族百姓接受。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正是拥刘贬曹贬吴的时代。
总之，无论从政治抱负还是从才能看，周瑜是三国时代的杰出人物之一。孙权曾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裴引《江表传》)。他评论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见《吕蒙传》)。陈寿认为：“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这些评论都是确切的，只可惜周瑜英年早逝，不然的话，刘备难以在荆州立足，诸葛亮日后可能也不会那样出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