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三月,隋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和其子裴行俨率众在虎牢关投降瓦岗军。接着,隋将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也都率部投降,隋淮阳太守赵佗也举郡归降。四月,李密又亲自率兵3万攻占回洛仓,并大修营堑,初步形成对洛阳的包围。在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情况下,李密见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发布讨隋炀帝檄文,痛数其十大罪状,明确提出推翻隋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口号。
但李密并没有接受谋士柴孝和先入关攻取长安的建议,依然固执地发兵洛阳,瓦岗军与隋军在洛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攻战。李密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使瓦岗军全军被阻顿于坚城之下,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送肉上砧板的愚蠢战略。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正是瓦岗军牵制住了隋军的主要战略力量,使天下局势为之一变,李渊父子得以顺利地攻占长安。
瓦岗军与隋军在洛阳展开了拉锯战,双方前后打了六十多仗,互有胜负。正当双方的战斗如火如荼之际,瓦岗军内部出现了分裂。李密的瓦岗军首领之位是由翟让“让”出来的,形势的发展,不经意间会勾起人内心深处对已逝权力的渴望和追求。翟让的亲信部将王儒信多次劝翟让做“大冢宰”,总统政务,以夺李密之权。翟让的哥哥翟宽也对翟让嚷嚷:“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隋书·李密传》)翟让自己也常说:“魏公李密是我把他推上现在的位置的,不过,未来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变化,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正如鱼得水的李密听到这些话之后,如坐针毡,遂“有图让之计”(《隋书·李密传》)。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密设计在宴会上杀了翟让,同时遇害的还有其兄翟宽及部将王儒信。翟让旧部徐世勣被乱军砍伤,因李密制止及时,幸而得免,单雄信等人皆叩头求饶。李密大声宣布:“我与诸位同起义兵,共除暴乱。而翟让凌辱群僚,欺上瞒下,专行暴虐,图谋不轨;今所杀仅止于翟让、翟宽、王儒信三人,与诸位无任何关系,愿大家各安其职,共图大业。”这场不择手段的暗杀给瓦岗军的反隋大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翟让被杀后,瓦岗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瓦岗军的团结被彻底地破坏了。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二月至唐武德元年(618年)正月,李密率瓦岗军与王世充在洛水边决战,王世充兵败如山倒,5万江淮劲卒只剩下数千人。遭此大败的王世充收拾残兵败将龟缩于洛阳城内,再也不敢出战。虽然瓦岗军多次获胜,但始终被困于洛阳坚城之外,不能完成占领洛阳的战略目标。长期鏖战的结果使瓦岗军实力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在慢慢削减,瓦岗军的处境呈现颓势。
武德元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等在江都发动政变,杀掉隋炀帝,随后率兵10余万北上,气势汹汹地杀奔中原而来。李密全力对付宇文化及,他率领瓦岗军在卫州的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与宇文化及决战,双方恶战了整整一天。此战李密被流矢射伤落马,幸得秦叔宝及时相救。获救后的李密组织部队稳住了败局反而取得小胜,迫使宇文化及改变行军路线,率残部两万人北上。
按照事前的约定,李密可以入东都辅政了。但野心勃勃的王世充怎么能心甘情愿地让李密插手洛阳事务呢,于是发动宫廷政变,独揽了洛阳大权。在入洛阳途中听闻此事的李密无奈只好返回原驻地。时光似乎又回到从前,依然是瓦岗与东都的对峙,但内中的格局早已今非昔比。杀翟让后,李密“颇自骄矜,不恤士众”(《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加之,他多信用隋朝旧将,引起瓦岗军士的怨愤。此外,李密虽据粮仓,却无府库,有功将士得不到赏赐,也暗生不满。这意味着看似人多势众的瓦岗军内部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而王世充新掌大权,可以自由调派人马,实力大增。
这年九月,王世充与李密在偃师展开了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这一战,李密一败涂地,再无回天之力,曾经风云一时的瓦岗军刹那间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