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人称“曹三爷”，直隶天津人，出身贫困，家有五兄弟。曹锟发迹后，他的兄弟们也跟着鸡犬升天，其中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做了天津镇守使。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有些悟性和志气，因而长大后不愿当农民而自告奋勇地去保定贩布。曹锟性情爽直，年轻时好酒贪杯，经常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当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时，也不去追讨。别人问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
由此，曹锟当时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李鸿章在直隶招收新兵编成练军的时候，曹锟抛弃了他的贩布事业应征入伍。数年后，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曹锟得以进入学习，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据北洋系的早期元老唐绍仪说，曹锟加入北洋还有这么个典故，说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一日静坐幕中，听到外边有人贩布走售，呼卖声甚为洪壮，袁世凯听后觉得此人不是常人，于是让人呼入，此即曹锟。袁世凯见曹锟的相貌雄伟厚重，于是劝其入小站投军，并屡蒙不次之擢。
由于曹锟的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其实并不算特别出名，而且提升并不算快。事实上，直到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据《民国官场现形记》说，曹锟为人豪爽，平时又喜欢以老大哥自居，动辄呼人“老弟”。他对于部下的军官兵士，一律实行有福共享主义。一年冬天，曹锟特地购置了一万件皮袍，凡属直系军官，每人发一件;又买几万袋曲粉，每兵士赏给两袋，因此部下欢声载道，士卒乐于效命。
更有意思的是，曹锟在散给皮袍时还亲自演说：“咱们军人向来有个‘同袍’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每人赏一件羊皮袍子，就是实行‘同袍’二字的意思”。下面人听了这个歪解，也都忍俊不禁。虽说是小恩小惠，却很能买服人心，这点曹锟不傻。曹锟做事一向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反逐渐成了气候。在袁世凯死后，曹锟、吴佩孚先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随后又在直奉战争中赶走了张作霖，其后直系势力已经成为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曹锟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当个地方军阀，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曹锟是军人出身，也没有在政坛上混过，对政治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但他把握住了民国政治的最核心要素：钱！可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万事莫开口”，有钱什么都好办，古今一理。
1923年，在把临时客串的黎元洪逼走后，曹锟的贿选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具体工作当然不需要曹锟亲自出面，主要是由他手下的吴景濂等政客四处活动。按说，总统选举已经进行过好几次，但没有一次比这次更直接……那就是：贿选！贿选几乎就是公开透明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原本反对直系的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不过，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3/4的议员投票，虽然当时的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曹锟随后加大了贿选的力度。当时为在10月5日的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上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还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搞笑的是，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唱对台戏，并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几十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于是乎，议员们分头四出，会场外汽车喇叭声滴滴乱响，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因而那些财迷心窍的议员们都费尽力气的前去拖人，好几个正生着病的议员也被他们拉了来。一直挨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才达到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结束后，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民国第六任总统。
曹锟这次贿选总统耗费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现在也无确切结论，但曹锟自己支付了一部分应属无疑，而其他可能是公款，比如直系各省发行的公债、借款等。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完全公开，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正如曹锟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总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而这正是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各路俊杰们(宋教仁大获全胜的那次)。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别说议员，就连一般的民众也比不上啊(不过民众是否会拒绝这5000大洋，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一厢情愿罢了。
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的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而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薪酬一事，其他一无所成，至为荒唐。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无所不沾。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倒是为拉动消费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我们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什么狗屁宪法，根本不管用，何况还是贿选的。
倒是曹锟，因为这事而暴得大名(可惜是个恶名)，为人所熟知。想来这“曹三傻子”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恐怕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12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君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所以后人们也就别为他惋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