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1966年辞世前，周作人给未曾谋面的香港朋友鲍耀明写了402封信，它们成了研究周作人晚年的思想、观点、情趣以及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鲍耀明致周作人的339封信，对研究晚年周作人也至关重要。
鲁迅崇拜之争
1962年5月8日，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上了林语堂3月3日在香港发表的《追悼胡适之先生》一文，并作了摘录，有云：
“文章的风格和人品的风格是脱不了的。关于文章，适之先生是七分学者，三分文人，鲁迅是七分文人，三分学者。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格。适之不在乎青年的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等语，似乎说得过火些，先生以为然否？
周作人在5月16日的复信中，做了这样的回答：
承示林语堂文，想系见于港版，其所言亦有一部分道理，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虽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抛开胡适不谈，周作人评鲁迅的上述文字，抵得上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尖锐泼辣。当时敢于如此谈论鲁迅者，实在不多见。虽系私信，亦属难得。即使在今天，它们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鲁迅本人的问题，即“文人成分多……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二是鲁迅崇拜问题，即“现在人人捧鲁迅”;三是上海鲁迅墓上新立造像，究竟是“尊崇”还是“讽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也几乎灌注了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对鲁迅的全部怨恨。
说鲁迅“文人成分多”一点不错，因为鲁迅虽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也写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他毕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即所谓的“文人”。然而，“文人”就“非给青年崇拜”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逻辑。周作人也是文人，我们似乎并未觉得他“非给青年崇拜不可”。表面上，周作人是在引林语堂的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心声。20世纪30年代，他一再攻击鲁迅热衷于“接受崇拜”，热衷于当左翼文坛首领，并讽刺他“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这里的攻击，可以说正是重复了当年的那些老话。回头再看他对鲁迅塑像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当周作人写信时，鲁迅塑像在全国仅上海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所树，怎能说是对鲁迅的“个人崇拜”？又怎能说是对鲁迅的“讽刺”？周作人对鲁迅塑像这么反感，对人民崇敬、热爱鲁迅这么反感，就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鲁迅对中华民族(包括中国文学)的真价值。
“青年必读书”之争
在谈到“青年必读书”问题时，周作人对鲍耀明说：
“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周作人在“必读书”问题上这样回答年轻朋友，简直可以说是误人子弟。甚至可以说是在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众所周知，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一栏，他却写道：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了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言之凿凿，态度十分鲜明。鲁迅所以要“拗一调”，不像其他人那样开列一大串书目，正是因为他不希望当时的青年们沉溺在书目中，钻进研究室，做成书呆子，而忘记了国家的积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鲁迅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书斋，去革新、革命，冲决旧的网罗，创建新的中国，也就是“附注”所说的“行”大于“言”。鲁迅的这一态度光明磊落，无可指责。而且可以说，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说服力和警醒力。这才是鲁迅风格，这才是鲁迅精神——他始终认为救国比念书更当紧、更重要。何况，他要大家多读那些关心现实的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那些消弭斗志、让人远离现实的中国书呢！至于他开给友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那份书单，是因为许世瑛在大学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会青年或一般的中学生不太一样，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读书”答卷又谈到了关于“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论争。他说：
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指鲁迅)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事实上，鲁迅确乎未像李大钊那样，写文章批评过胡适“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主张。后来有些新文学史说他在此论争中功绩“与李大钊并重”，这显然不对。周作人称之为“追加的神话”是对的。因为这种“追加的神话”不实事求是，甚至歪曲历史。其实，这对鲁迅也是帮倒忙，即使鲁迅未写文章批评胡适的这一主张，他就不伟大了吗？何况历史也清楚地表明：鲁迅一直不赞成胡适的这一主张，也一直支持李大钊的批评意见。不承认或有意忽略这一点，也是不应该的。周作人反对“追加的神话”虽好，但有意隐瞒历史的真相就不对了。很遗憾，周作人虽然提供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几本有价值、难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具体问题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他对鲁迅的积怨便要力透纸背了——当然，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为周作人之处。
许广平及其《鲁迅回忆录》之争
在与鲍耀明的通信中，周作人错得不能再错的是他对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的攻击。周作人一直反对鲁迅与许广平结合，而且一再说鲁迅抛弃前妻朱安，喜新厌旧，讨许广平作“妾”。在予鲍耀明的信中，他又重弹许广平乃鲁迅“妾”的老调。谈到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时，他写道：
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辞……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鲍耀明信)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
这就借赞许不明真相的鲍耀明之机，重复了对鲁迅、许广平婚姻生活的无端攻击。
许广平的《回忆录》中，有很多真实、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大致写出了鲁迅晚年的思想、事业及音容笑貌，这是必须肯定的。《回忆录》中有关“二周失和”的章节，较忠实地追忆了鲁迅对此事的一贯态度和观点，也较忠实于事情的原貌。即使许广平的叙述语气较尖锐、气愤，也是和“泼妇骂街”(鲍耀明语)不可同日而语的。
应该指出的是，鲍耀明对《回忆录》的“一棍子打死”，不只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也参考了港台某些学者的文章。在他1962年4月2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便转述了一篇发表在港版某副刊上的文章《许广平与〈鲁迅回忆录〉》。文章对许广平及其《回忆录》正是彻底否定的。对于一个学术问题，肯定或否定它都是正常的，是可以争论下去的，但态度却必须是客观冷静、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否则很难得出科学结论。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周作人日记，甚有参考价值。下面是1966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记：
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
这是“二周失和”四十多年后周作人对此事的第一次正面表态，显然，他仍然坚持许寿裳、章川岛等人早已驳斥的“鲁迅窥羽太信子之浴说”。其实，即使他当年听信妻子的谗言，四十多年后怎么还会这样将错就错呢？尤为让人吃惊的是，他再次骂许女士为“妾妇”，简直是咬牙切齿，真不知他一贯倡导的“嘉孺子而哀妇人”的精神都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