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
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做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
对于台湾，戴季陶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
几个地方相比，戴季陶还是比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 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时而发作，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方能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戴季陶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竭。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政权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海外，逃往台湾，广州城里已是风雨飘摇。
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希望他去台湾。对于这个问题，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样，十分坚决，他把手一挥说：“不必去！”
他不想离开大陆，他不想抛骨异乡。此时的戴季陶很想家乡，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坚持要回四川去。他儿子戴安国多次劝说无效，只好遵命，为他准备好了去成都的专机。但时运不佳，偏偏连日气候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气好后再飞回四川。
2月11日，戴季陶神经痛病再度发作，这次比历次都要厉害，剧痛难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12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面包来吃，送来五块，他只吃了三块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咽。他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便拿来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后拉过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点，家人到他的房间，不闻声息，便觉有异，急启帐幔，见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来医生，进行急救。医生为其注射、洗肠，但为时已晚，戴季陶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再也无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点40分，戴季陶逝世于广州东园，终年58岁。
这位“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最终和国民党政府一道走向了死亡。据《军政名人最后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