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包拯事，总有几个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如果鞭打有违法行为的表舅不算“往来”的话)。他流传下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诗和晚年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峭直的典范，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冲突的胜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无道德冲突。北宋时唐风未灭，人们还算开朗，不大遮头护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员，虽栖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但包公是个大大的例外。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
欧阳修的批评，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宋祁有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人称“红杏尚书”。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也曾被包拯弹劾过)，宋祁确实生活铺张，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若以此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还燃烛展纸，干起正事，远近的人看见灯光，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唐书》。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也不很坏。
另一位被包拯攻击的是张方平。此人天性豪迈，颇有才干，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包拯立加弹劾，说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张方平确实不谨慎，但似乎尚不足以立“无耻”之论。据司马光后来说，包疏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还有不少条状。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竟不见踪影。清朝有人猜测，此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而削去，毫无根据。但不得见此奏原文，总有些遗憾。碰巧的是，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我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相反，倒还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三亲六故吧。但没有，无论前后，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无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是否应归罪于文献失传呢？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有关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则无徒，此之谓也。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得。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但不管为什么，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多么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会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