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爱颐(1900年——1983年)是晚清重臣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她以“盛七”闻名上海滩：在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中尽展个性，在中国第一桩女权案中大显风采。盛爱颐见多识广，不仅能诗会绣，还写得一手好字。
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
上海滩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其中之一就是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盛爱颐是盛府的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其父去世时她才16岁，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胞兄盛老四(即盛恩颐)时任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在上海滩各路朋友很多，整天忙在外面，盛爱颐则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朝夕陪伴在侧。庄夫人若是有什么个人私密的事情，多半是由她出面周旋，故不到20岁就见多识广，伶牙俐齿，以“盛七”闻名于上海滩。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由其大姐宋霭龄引荐，当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因为宋霭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熟。盛老四因社交活动繁多，住在老公馆时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床，而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一套，按着钟点来盛府汇报工作，见主人迟迟未起身，只得在客厅里等候。庄夫人和七小姐看不过去，时而出来招呼一下，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近盛七小姐。
宋子文长得一表人才，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案的异国风光及风土人情，尽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学和才识。七小姐未出过国，经不住他的“唬”，那颗高傲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
可是事情并非像宋子文想的那么罗曼蒂克，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起初她觉得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两个年轻人似很投缘，也就颇有些心动，但对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于是请家中大管家李朴臣去打听。李朴臣回来禀报说：“宋家是广东人，他父亲是教堂里拉琴的。七小姐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庄夫人有数了，门不当户不对的，不能答应他！
好在大权捏在盛老四手里，盛老四一个命令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了，把他调到武汉，当个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的会计处科长。宋子文明知是调虎离山计，碍于体面，还是前去干了几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他脾气很犟，庄夫人越是阻挠他越来劲。有时在大街上，他看见前面是七小姐的车子，就一踩油门加足马力追上去，把车子往七小姐的车前一横，硬要与之对话。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宋子文由其二姐宋庆龄引荐，被孙中山起用，从而步入政坛。当时孙中山先生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但他放心不下七小姐，于是力劝一起赴广州。
七小姐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愿惹母亲伤心，但是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也充满了向往。然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离开母亲，这对一个从小生活优裕，从未离开过高墙深院的千金小姐来说，也是一道难题。
她犹犹豫豫的，宋子文却没有时间容她犹豫了。在七小姐、八小姐去浙江钱塘江看潮的时候，宋子文就追到了杭州。他手里捏着3张开往广州的船票，劝两位小姐跟他一起去广州，说革命一定会成功，年轻人应当闯天下。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思前想后，她还是离不开母亲，离不开盛公馆这个超级大宅门。最后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
她对宋子文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宋子文很失望，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他握着金叶子感激地说：“我真心感谢您，这些就算是借给我的吧。”
1930年当他再次回到上海时，已是“使君有妇”，带着夫人张乐怡出入公开场合了。
盛七小姐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山盟海誓竟是一场空，整日闷闷不乐，闹了一场大病。她一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
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近客厅，宋子文也在场。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热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事先并未告知实情。看到七小姐走进来，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说，大家都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七小姐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屡遭麻烦，在紧要关头，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宋大部长。
一次，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被关进了监狱。盛家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也都托遍了，可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请这位宋大院长出面帮帮忙。因为宋子文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盛毓度的元配夫人叶元婵跑到七小姐家，在她面前长跪不起，几乎是逼着七小姐打电话——你不打，我就不起来。
七小姐被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她心里好窝囊，当初不屑于理睬的宋子文，如今倒真的要求着他了，想不到这天底下还真有过不去的桥！但是想想盛毓度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是自己亲手抱回来的，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答应叶元婵：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一口答应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辞，光听你空口说说不行，必须讲好具体时间，于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电话那头一声“OK！”：“我一定让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饭。”放下电话，满屋子的人一阵狂喜，还是大人物有力道，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而七小姐却觉得一阵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来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七小姐，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间，宋庆龄曾叫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她，大概也与宋子文有关。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1927年秋天，老太太庄夫人去世，盛公馆一时方寸大乱。
在遗产清理时倒有新收获，估计是庄夫人的“颐养费”的剩余部分。按照盛氏愚斋义庄的规矩，应当一分为二——一半归盛家五房子孙分析，另一半归盛氏义庄。这样分下来，盛氏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在盛宣怀去世时已经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公有产为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皆大欢喜。可是盛老四又节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孙子大房的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
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钱都不够花，何来心思顾及其他！
七小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她决定尝试着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给，那就法庭上见！
1928年6月，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
她敢于在全国第一个打起关于女权的官司，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这是盛老四等人万万没想到的。
9月5日开庭之日果真盛况空前，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还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因而到庭旁听的人极多，七小姐的律师陈述案情后，盛老四的律师继起反驳，主要理由是：盛宣怀是1916年去世的，从那时起，就有了继承权的问题，就有了财产分配的问题，然而那时并没有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所以，盛爱颐不应具有分得遗产的权利等等。
一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宣告盛七小姐胜诉，应当可以分得先人的遗产五十万元。
七小姐打胜了这场官司，拿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尽管付出了高昂律师费。但这毕竟是一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官司，从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就有榜样了。
相关链接 最后岁月——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她住在市中心的一处联体花园别墅区，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业余她练练笔，她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固定资产没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生活安定、舒适。
面对三年自然灾害，又经丈夫病逝，七小姐总能表现得异常冷静。每当她抽雪茄烟的时候，就拖一只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路边有一个马路菜场，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小姐。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七小姐活到83岁，临终的时候，她依旧干干净净，一脸镇静，非常体面，非常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