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春，上海滩刮起了一股霍元甲旋风。旋风起源于前来中国走穴淘金的英国大力士奥皮音。这个来自英伦的“型男”在位于四川北路的亚波罗影戏院(ApolloTheatre)表演举重、健美等，严格地说，无非是个走江湖、卖把式的洋艺人，在技击格斗方面，只会些花拳绣腿的招式。洋卖艺的当然也要吆喝，指望大清国人民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奥皮音的吆喝有点过头，在舞台上公然表示要与华人打一场擂台，被报刊记者们一炒作，成了对“东亚病夫”的挑衅与侮辱，深深地伤害了大清人民那本就敏感而易受伤的感情，于是，“沪人哗然”，群情汹汹，渴望着本土英雄们挺身而出，为国争光。
霍元甲就在这个时候闪亮登场。
幕后策划
为霍元甲在幕后做策划的，是他的哥儿们农劲荪。农劲荪在天津经商，身家富裕，在经济上一直照顾霍元甲。据说他也是霍元甲在政治上的启蒙者及几乎所有事业的幕后主持者，正是在他的谆谆教诲及不懈的包装下，霍元甲从靠拳头吃饭的一介武夫，最终树立了类似民族英雄般的光辉形象。
霍元甲农劲荪是同盟会会员，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推动者：陈其美(即陈英士，其侄子为陈果夫、陈立夫)。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助手，也是当时藉藉无名的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身为青帮骨干与同盟会高级干部，陈其美在上海负责协调这两大帮派的造反事宜。依靠黑帮闹革命屡战屡败后，同盟会便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此时，大清政府正在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宽容局面，在地方自治运动中，一些以强身健体为旗号的民间准军事力量纷纷出现，同盟会自然也要抓住机遇，“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陈其美语录)。霍元甲在江湖上名头响亮，而且又是农劲荪的哥儿们，自然是第一选择。
事实证明，同盟会策动霍元甲迎战已经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奥皮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势公关”。报刊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霍、奥之战俨然成为事关中华民族尊严与脸面、彰显“黄魂”(即黄种人的魄力)的巅峰对决。
万众瞩目之下，策划者们开始在上海著名的“张园”内搭建大擂台，“高达4尺，宽广20尺”(两个月后，大清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也在此举行第一次股东大会，参阅本专栏8月24日《帝国的墙脚》)。霍元甲在报上刊登广告，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宣称“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
吊足胃口的霍、奥之战，最后没有上演。主流的说法是，奥皮音被霍元甲和其所代表的中国真功夫吓破了胆，落荒而逃。“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威风。
而据居间担任翻译的另一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小同乡陈公哲回忆：“奥皮音初来中国，不晓国人拳术比赛方法，只取西洋拳术比赛规则，手戴皮套，只击腰围上部，不许足踢。霍元甲则以中国擂台打斗方法，手足并用，无所限制，如有死伤，各安天命。彼此协商，未能获得协议。”其实，奥皮音无非是个跑码头的卖艺人而已，“嘴大”并不意味着“无脑”，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没必要非把大英帝国的荣誉套在自己身上，与中国功夫名家性命相搏。
总之，在这场高调宣扬的比武中，霍元甲已经不战而胜。为了满足台下观众的热情(笔者尚未查证到同盟会设定的入场券票价)，主办者只好邀请观众上台打擂，“以不伤对方为原则，以身体倒地分胜负”。一场关系到民族荣誉的大战，至此演变为一场集体联欢。霍元甲及其徒弟自然是轻松获胜，自此在上海滩打响了名头。
霍元甲的品牌在上海滩立足后，同盟会再接再厉，于1909年当年就开始在闸北的王家宅筹备“精武体操会”，自然挂的是霍元甲的名头：由霍主持精武技击并习军事，农劲荪担任会长。“精武体操会”宣称以提倡尚武精神为目的，招收12~35岁的健康男子，每人收会费鹰洋2元。
次年，大清政府依法批准成立“精武体操会”，首批会员73人，成为日后反清的骨干。而霍元甲本人也在随后不久离奇死去，一般认为是被日本人下毒致死。
枪杆子脱手
同盟会对精武会的“类黄埔军校”政治属性，毫不讳言。孙中山的亲密助手邵元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时有北方拳术家霍元甲到申，先生(陈其美)重技术，就相结识，谈论间颇觉霍君富爱国思想，乃运动上海各界人士为技击者谋划创办学校，挑选同志中志向坚定体格强健者，由霍君传授拳术，并及军事，以应革命之需要。”(《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日后，当精武体操会改造为精武体育会时，处在政治低潮的孙中山亲临训话，俨然将该会当做了自己的军官学校。
其实，类似精武体操会这样的武术团体，在晚清及民国初年，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这其间，自然有着强身-强国的朴素追求，但背后也掺杂了各种政治势力跑马圈地、拉杆子聚团伙、以期实现“枪杆子(包括刀把子)里面出政权”的现实目的。
同样在1909年，性格温和的苏州人，也在地方自治运动中，建立了“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后来改造为“苏州市民公社”。根据“公社”的章程，“本社以联合团体，互相保卫，专办本街公益之事为宗旨”，属于街道商民的自治机构，但这些“居委会”却在不久后以健身强体为理由，获得政府许可，建立了准军事的保安组织。由苏商体育会等自治机构演变而来的“苏州商团”，到民国时居然发展成下辖45个支部、2000余名“团员”、1400多杆枪及其他军用设备的庞大武装。
其实，在大清国的改革过程中，地方的分离趋势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并在关系到政权根本的警政、国防方面屡有突破。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就成立了“保卫局”，由官、绅、商联办，行使地方的公安大权。而新政改革中，上海成立了“南市商会公会”(上海商团公会)，公开组建武装力量，在政府许可下，配备了160支步枪及500发子弹，人员多达2000人。其后，这支商团武装更名为“上海保卫团”，在上海历次的政治武斗中，时而唱红脸，时而唱白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开创了上海地方武装干预政治的传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来是中国历史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样的，这条真理的反推也无数次地被历史所应验：枪杆子脱手，政权一定会出问题。晚清政治改革不断加速，并最终失控导致翻车，其中，包括准许地方建立准军事力量，乃至允许这种准军事力量脱离中央的直接控制，都直接引发了中央权威丧失、凝聚力涣散。大量地方准军事力量的出现，并没有推动宪政改革中设定的地方自治，相反，却推动了地方的离心，并为日后军阀林立准备了丰饶的土壤。晚清到民国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由爱新觉罗家族大一统的中央独裁，转变为各地实力派在地方上的小型独裁，共和取代了君主，却没有改变权力万能及赢者通吃的规则，“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依然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非是把主语“皇帝”替换成了别的与时俱进的名称而已。
在这样的天地之间，功夫卓群的霍元甲，自然也无法逃脱作为枪杆子的宿命定位，以一个英雄的悲剧，演绎一个时代的悲剧，去激励无数生活在悲剧时代中的时人及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