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感情，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惊鸿一瞥惊为天人，遂展开了强烈、真挚而又执著的攻势。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终至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孤身回国
1940年5月，王映霞把三个儿子留下，离开了新加坡。
王映霞王映霞走后，郁达夫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怀念，这从他后来写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来：“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打动王映霞，盼望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然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
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的第二年，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帮忙，王映霞与戴笠是如何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一个秘密
王映霞与戴笠的结识其实源于郁达夫。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
郁达夫戴笠与郁达夫虽是同乡兼同学，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与郁达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漂亮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而戴笠又是爱色的，因此，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上世纪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堕过胎，据说此事连郁达夫都不知道。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静之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
再披嫁衣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当时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拥有不错的地位与权力。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经历了太多感情波折的王映霞晚年曾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文中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所以她后来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王映霞有此要求倒也不足为过，郁达夫在不少诗作中，都拿她比作苏东坡的侍妾朝云，并且从来没有和原配夫人离婚，王英霞有这样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留在了大陆。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经调查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
1980年，与王映霞相敬如宾的钟贤道在上海病逝，享年72岁。对于生命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将与郁达夫来往的书信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
2000年2月，93岁的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