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当时国内态势：北伐军有8个军10万之众，同时在绥远有冯玉祥残部约3万人做战略呼应。作为北伐的对象：吴佩孚占据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拥兵20万;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踞有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拥兵20万;张作霖雄据东北，有30万军队。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这些军阀中除了河北、山东两省的褚玉璞、张宗昌外，其他都是骑墙派。
北伐军的劣势是敌方多，势力大，在北伐过程中侧后极易受到另一军阀的攻击。三大军阀的劣势是内部矛盾重重，不易形成合力，较大的可能是在本方未受到直接威胁时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北伐军确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长驱直入的战略，先击破吴佩孚，再消灭孙传芳，最后讨伐张作霖。
对吴佩孚的作战
北伐军首先集中主力进军两湖战场，讨伐吴佩孚，同时为了保卫广东后方，在粤、赣、闽边界地区部署了1万余人监视福建、江西之敌。吴佩孚虽有20万军队，但在湖南境内只有10万战斗力较低的偏师。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吴佩孚的主力当时正在北方对付冯玉祥部，必欲灭之而后快;二是北洋军阀对孙中山的历次北伐，向来视为乌合之众，因而此次北伐，吴佩孚开始时亦未重视，及至湖南守军惨败，武汉形势告急，吴佩孚始仓促率主力南下。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决定，第2、第3军集结于醴陵地区警戒江西(醴陵、萍乡历来为江西进入湖南的要道)，防止被孙传芳侧击;主力直取武汉。经汀泗桥、贺胜桥、武昌三战后，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北伐军实现了首先消灭吴佩孚的战略目标。在北伐军讨伐吴佩孚的过程中，北伐军两次分兵监视孙传芳部，在坚持主要任务的同时没有忽略次要方向的威胁。反观北洋三派，首先是吴佩孚战略判断错误，主次不明。主力在北方逗留过长，直到北伐军占领全湘后才进入战场。
其次是孙传芳有自己的打算。孙传芳虽掌握苏、皖、浙、闽、赣五省地盘和二十几万军队，但形成这一集团为时不过一年，地位并不巩固。孙传芳与张作霖虽然都是北伐的对象，但双方一年前还是兵戎相见的对手，彼此互相戒备。因而在北伐战争初期，他并不想过早投入战斗，同时也怕吴佩孚吞并他，于是采取旁观的态度。当北伐军入湘及至攻下岳阳之前，吴佩孚即迭次电促孙出兵湖南，孙均婉拒。孙传芳如果及时进攻广东，或者由宜春、萍乡一线进攻湖南，势必对北伐军造成极大压力。直到吴佩孚失败在即，孙传芳才决定参战，但这时吴佩孚已无法给他支援，孙传芳就必须独自面对北伐军的压力。再次是张作霖，一是因为地盘与两湖隔得远;二是侧后受到冯玉祥部威胁，山西阎锡山态度一直不明;三是张作霖和孙传芳两派直到北伐军即将攻占武汉前夕才达成和平协定。所以奉系30万军队在北伐第一阶段不光在观望，客观上还牵制了友军力量。
对孙传芳的作战
北伐军占领两湖、消灭吴佩孚后，南北力量有了极大变化。首先是北伐军主体通过收编、扩军后实力大增;二是北方冯玉祥部固甘援陕，使陕甘绥三省连成一片，所部也迅速发展到20万人;三是西南各省的小军阀在局势逐渐明朗后，大多投奔革命，如贵州周西成、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四川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云南龙云和胡若愚。由此西南基本为国民革命控制，进一步稳定了后方，消除了侧后威胁。
北伐军占领两湖后，孙传芳在江西集中了主力10万人，试图夺取两湖。针对当前态势，北伐军转移兵力，将主战场转到江西。不光主力由武汉一带东下，原来部署在粤东、醴陵地区监视孙部的两部分兵力也同时进攻当前之敌。在江西战场，北伐军经两个月的苦战，终于获得胜利。江西战场的胜利是北伐军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不仅粉碎了孙传芳夺取两湖，进窥两广的企图，巩固了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而且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孙在东南五省的统治，这对于北伐军平定东南，西进川黔、及至北伐奉军，都具有战略意义。在福建战场，兵力占劣势的北伐军也进展顺利，最终攻下八闽之地。
在北伐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一直在打酱油的奉系军阀才取消“中立”，决定出兵援孙援吴。1926年11月，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在天津召开联合会议，决定组成“安国军”，张作霖就任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制定了反攻计划：孙传芳驻守浙江前线，由浙江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军继后援孙，担任苏北、皖北防务，然后分兵进攻鄂东和江西;张学良率奉军沿京汉路援助吴佩孚。三大北洋军阀到此时才真正联合，但此时吴、孙两系主力尽失，各自只剩下5万余残兵败将，内部也不稳定。名义上是联合，实际上是奉系的独角戏了。而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冯玉祥部东出潼关;山西阎锡山态度逐渐明朗，北伐军的实力已占据优势。奉系军阀的出路只有退出关外了。
结语
虽然北洋军阀在北伐前占据绝对兵力优势，但因为自身的决策失误，这种优势至始至终都没有显露出来——无论是全局的还是局部的。北洋军阀一直在采取“添油”战术，使自己在“多打少”的前提下变成了“少打多”。北伐军则主次分明，同时连续作战，不给北洋军阀喘息联合之机，最终获得全局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