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一日，蒋介石在北平西郊汤山召集善后会议。他首先讲话，说了一通缩减军队，服从命令的大道理。他刚刚说完，李济深就站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
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新桂系，但却一直是新桂系的扶植者和同盟者。他的这一番含沙射影，显然是暗指蒋介石要以裁兵为借口，故意削弱其它诸侯包括新桂系的兵力，壮大自己的势力。
李济深还说：“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这些话又是针对蒋介石射来的机枪子弹，因为蒋军里有好多是收编自北洋的“杂牌军”。蒋介石听得坐立不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善后会议没有制定详细的议事细则，更没有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形式上只是一个座谈会，蒋介石无法以主持者的身份硬性施压。他的那几位靠嘴巴吃饭的谋士幕僚，比如吴稚晖、戴季陶，赶紧拍马上阵，为自己的幕主帮腔掩饰。
虽然第一天有了一点交锋的火药味，但总体而言，气氛还是比较和谐的。因为是座谈会，大部分时间里，与会者都是在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瞎侃一通，反正也没人追究对错和结果。吴稚晖最擅长此类插科打诨，他颇有些乐在其中似地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样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
预计可能会比较紧张的善后会议开成了“神仙会”，会上和风细雨，融融一堂，会下社交饮宴，联络情感。
所有与会者中，蒋介石大概是最忙的。他听说一帮北洋遗老正在天津大连活动，且段祺瑞也身居其间，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给段祺瑞下达了一纸通缉令。
李宗仁向来认为有枪杆子的才能成事。他很天真地问蒋介石：段祺瑞虽为前北洋巨头，可如今两手空空，在天津都隐居了五年，何必再通缉如此老朽？
这样的问题就显示出了蒋与李的差距。蒋介石告诉他，通缉段祺瑞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抓起来，为的只是打击段祺瑞的威信——说白了，吓吓这老头子，同时杀鸡儆猴，免得给咱们捣乱。
过了没多久，段祺瑞就致函蒋介石，否认参与了活动，遗老们的背后串连也逐渐销声匿迹。
打击别人的同时，最好还能抬高自己。
蒋介石到日本留学，本是奔着士官学校去的，但当时规定，中国学生先要在振武学校毕业，然后在日本的基层部队见习，最后才能进入士官学校。蒋介石已经进入了见习期，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放下学业回国，所以最高学历也就止步于振武学堂。
现在蒋介石出了名，士官学生同学会的负责人便主动上门化缘。蒋介石也乐得给自己添些光彩，便以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的身份，向同学会捐款五万元。
一些货真价实，但在国内混得较一般的士官生对此不满，跑来质问同学会负责人：哪里出来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
负责人回答得理直气壮：人家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