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蒋介石是浙江老乡，二人一文一武，都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极大影响的非凡人物。虽为同乡，但两人的政见与理念似乎有所不同，因此他们算不得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彼此曾有一段惺惺相惜却鲜为人知的特殊友谊 。蒋介石一贯重用浙江籍同袍，对鲁迅的文学才华与骨鲠之气也很是仰慕，因此一直对他百般笼络，希望他能为己效力。鲁迅却始终和蒋保持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既不疏远，亦不亲近，十分懂得把握彼此之间交往的分寸。
其实，鲁迅对于自己这位浙江老乡的态度，并非人们一贯认知的那样针尖对麦芒，或绝不敷衍，而是曾对他很赞赏并寄予厚望的。1926年秋，正在厦门大学国文系当教授的鲁迅已经人到中年，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提到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老乡蒋介石。在信中，他旗帜鲜明地力挺国民党和北伐军，并毫不掩饰对那位浙江小同乡、比自己小6岁的蒋介石的好感。他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制造枪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吗”？鲁迅的文字半文半白，读之有些晦涩、拗口，但读后回味却甘之如饴，看得出来，他讨厌军阀，支持北伐，非常欣赏敢作敢为的蒋介石。
之后，架不住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务委员长朱家骅一再来电力邀，鲁迅于1927年初离开厦门大学来到广州，任中大教务处主任并兼文学系主任。浙江湖州籍的朱家骅对鲁迅十分敬重，他在欢迎会上热情致辞，尊之为“战斗者，革命者”。一贯以笔作刀、特立独行、不媚流俗的鲁迅对广州某些官僚政客的宴邀是一概拒绝，唯独对蒋介石或朱家骅等人的邀请他均欣然赴约。
1927年春夏之交，“四·一二清党”事件发生。 鲁迅愤而从广州中大来到上海，他决心用手中的笔作武器，用一篇篇辛辣犀利的杂文作媒介，将斗争矛头直指国民政府新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之后，广州突然发生“四·一五”屠杀惨案，萧楚女、李森等2100余名左翼人士惨遭屠戮。鲁迅与他曾经颇有好感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产生严重分歧，并逐渐分道扬镳、势同水火。
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却不愿将影响巨大的鲁迅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他采用羁縻、拉拢手段，他么所忌惮的正是鲁迅手中的那支笔。这个时期的鲁迅，内心似乎有些犹豫、彷徨。一方面困于生计，另一方面对之仍然抱有幻想，所以他还是小心维持着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联系。资料显示，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时间，鲁迅以“特约撰述员”身份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过总共14700元大洋的特殊津贴。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不光可以维持体面的生活，还有余钱供他收藏各类古籍善本、名家字画、珂勒惠支创作的珍贵木刻作品。1928年东北易帜后，鲁迅十分欣慰，他认为国民政府至少在形式上统一了国家，并撰文为之鼓与呼。蒋介石击败各路军阀实现“统一”后，搞了场名实不符的“宪政运动”，不知何故，鲁迅对此很是不忿，他认为蒋介石表面宣扬宪政，实质却是剥夺民权，从此决绝地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最后甚至彻底决裂。
1930年初，鲁迅在上海挑头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一些左翼人士纷纷加入。这些人的活动与言论渐渐引起国民党高层的严重关切与不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长许绍棣密报中央，认为鲁迅是个危险人物，建议以“堕落文人”的罪名通缉鲁迅。
其实，这个“通缉令”从未得到认真执行，确实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鲁迅身在上海，从未离开一步，要抓他岂不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况且鲁迅在上海的一举一动，上海市党部岂有不知，却由浙江省党部发出一纸通缉令，确实有些黑色幽默。或许，国民党高层并不想真的抓捕鲁迅，只是警告他不要玩过火，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尺度，不要突破国府为他划定的底线。一贯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鲁迅，对这种用意自是了然于胸，并懂得如何拿捏“分寸”，因此他剑走偏锋，很是游刃有余，每次均有惊无险。
蒋介石的人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活历史”，中年以后的他，和早期上海滩那个“小混混”简直判若两人。让人诧异的是，他对嫉恶如仇、铁骨铮铮的硬汉子鲁迅，始终保持着一份发自内心的敬重，因此，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极力想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甚至想着有朝一日能将他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1930年底，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他认为自己是身为教育界领袖，可以有更多机会和类似于鲁迅这样的文人多接触、多交流感情。 上任不久，刚好有人向他告密，说教育部特约编辑周豫才，本名周树人， 也即大名鼎鼎的鲁迅，此人正是那个被浙江省党部报请中央通缉在案的嫌犯。蒋介石不置可否，含糊地对那人说：“我素来敬仰他，很想和他会会面、交交心。 假若他在部里有朋友，可以托这人转告他，如果他想去日本小住、疗养一段时间，避避风头，我可以解除对他的通缉令，还可以保留其职位、待遇”。
然而，鲁迅却拒绝了蒋释放出的善意。1930年的最后几天，鲁迅被教育部解职，撤掉了他特约编辑的职务。此事是不是奉蒋介石之意，已茫然不可考。
此后，蒋介石对鲁迅并非弃如敝履，不闻不问，而是一直在关注他。抗战爆发前夜，鲁迅患了肺结核，而且病情逐渐恶化，他四处打听去苏联莫斯科治疗此病的路径。蒋介石听闻此事，指令宣传部门火速拨出一笔专款帮助鲁迅赴日本治病。然而，鲁迅再次拒绝赴日养病，更谢绝了蒋拨给他的这笔救命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以一篇“一个都不宽恕”的猛文作为遗嘱，走完了自己并不漫长却锋芒毕露的斗争人生。鲁迅去世后，身上仍然背着“通缉犯”之名。国民政府拒绝了中共提出的为鲁迅举行国葬的请求，蒋介石委托上海市长吴铁成到鲁迅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的名义敬献了花圈。
百年风云激荡，荡涤了人世间多少恩怨是非与爱恨情仇。鲁迅与蒋介石，两人的人生轨迹犹如两条平行线，虽互有倾慕之情，亦有相惜之意，却“道不同不相为谋”，两行足迹永远无法交织在一起，似乎永远无缘携手成为一条并立前行的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