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1882 年)，清廷的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朝鲜政局陷入动荡之中。王室危急之际，朝鲜国王李熙向清廷求助，清廷命令吴长庆部开赴朝鲜平乱，23 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秣马厉兵，东渡朝鲜。进入朝鲜后，清军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授权后，对于犯令者严惩不贷，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一次，当地百姓控诉清军士兵强奸一名朝鲜妇女，袁世凯得到报告后即刻展开调查，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捕获元凶并且手刃之。
对于军中士兵吸食鸦片，袁世凯也是深恶痛绝，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随从，也因吸食鸦片而被袁世凯所杀。在袁世凯的协助下，吴长庆很快平定了军乱，安定了局势。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吴长庆对袁世凯大加赞扬，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5000 人的德式新军，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令朝鲜上下大为折服。光绪十年(1884 年)，属于朝鲜维新派的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扎在朝鲜的日军欲趁此机会，挟制朝鲜王室。国王李熙跑到清营求助，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清军一举击溃日军。袁世凯平定甲申政变，打退了日本在朝鲜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多方面的高度赞誉。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袁世凯的作风，十分折服推崇。他在赠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郞”。诗中，宗悫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他的“乘长风破万里浪”之言被后世广为传诵;周郎即三国时期的名将周瑜。可见，这个来自异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吴长庆的重要助手、清末状元张謇，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袁世凯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谢幼度就是谢玄，字幼度。而作为师长辈的吴长庆更是引以为豪，他说袁世凯“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亭是中州有数男儿”。
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受到倚重。但凡清廷内外有点儿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他美言几句。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务。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被任命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由于吴兆有能力远不及袁世凯，朝鲜事务的实际处决权很快落到袁世凯手里。为此，袁世凯遭到很多人的忌恨，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然而，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而且在1890 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事后，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收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劣迹，告知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謇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敬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的信件后，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语气极为严厉。在信中，张謇故意不称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其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汉朝的司马，张謇称呼“袁司马”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张謇在信中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此信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凌驾于总办吴兆有之上。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的攻讦所误，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是张謇万万没有想到的。由此，张謇和袁世凯结下了梁子，彼此互不往来近20 年之久。不过，日后袁世凯当上总统，并没有为难张謇，显现出难得的容人之量。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能力与才华，从而获得更好的机会。对于袁世凯来说，朝鲜正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为他日后在军政领域叱咤风云奠定了基础。从此，袁世凯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