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在江西泰和附近的吉安市，诞生了一家颇有影响的进步报纸，它就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创办的《前方日报》。因其内容宣传抗日救国，坚持团结、反对投降，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
1939年3月27日，江西首府南昌被日军占领，省政府及大批机关团体、学校、新闻单位初撤到赣中的吉安，王造时也举家南移到这里。5月，王造时在距安福县60公里的吉安市与孙晓村、王枕心、彭文应、许德缓、刘九峰、王泗原等组织“前方文化社”，为了宣传抗日救国，鼓舞军民抗战斗志，更好地发挥文化人士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王造时接受了“江西抗日救国联合会”的要求，决定在吉安创办一份抗日报纸。因为吉安临近前线，当时便有“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之称，报名“前方”，以示坚持抗战，为民前锋，因此定名为《前方日报》。
为了把好报纸质量关，王造时聘请了一批有经验、有名望的总编、主笔和编辑记者。《前方日报》于1939年5月9日正式出版发行，王造时任社长兼发行人。
《前方日报》起初将社址设在吉安西街栖凤巷1号，由于敌机经常来市区轰炸，有一次把时任总编的王泗原炸伤了。王造时觉得不安全，便在西郊的青塘村建了三幢木板平房，除经理部留在市区外，编辑部、印刷厂和宿舍全部迁到了这里。
《前方日报》是一份民办报纸，日出对开一大张，四版，一、二版是国际、国内要闻及地方新闻，三版是论述，四版是副刊。王造时办报的主旨是宣传进步，维护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全国军民团结抗战，揭露日本法西斯侵华罪行。每逢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有重大的战争战役、社会政治动向，该报都要发社论、专论或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其中很多文章都是王造时亲自撰写，如《长期抗战的国策再认识》、《总动员不能缓》、《看鄂南湘北战局》、《保卫我们的粮仓》、《挽转颓风》、《挥泪望中原》等，及时观察、分析时局和战局。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前方日报》集中火力对其展开揭露和抨击。1939年9月2日，该报发表社论《开展讨汪运动》，并连续两天刊登《讨汪宣传特刊》;11月6日，该报连续三天刊载王造时的长篇专论《泛论爱国心》，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号召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团结起来抗日。1940年1月底开始，《前方日报》七天连载了王造时撰写的长篇评论《汪逆怎样把我们卖了》，文章以确凿的事实和锐利的剖析，从各个方面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为坚定江西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前方日报》还陆续设立了《民族英雄录》、《战区通讯》、《血债记录》等专栏，介绍为国捐躯、抗日牺牲的烈士，揭露控诉日寇在江西的血腥暴行。其中如《如何回答敌人的暴行》、《赣北游击战区巡礼》、《游击在新建》、《克服西山》等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国内媒体广泛转载。
《前方日报》除了及时介绍中国抗战外，对世界整个反法西斯战场各条战线也予以广泛报道，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的一个月后，《前方日报》及时刊发了王造时的署名文章《近欧洲变局的分析》。德军入侵苏联前夕，《前方日报》星期论文栏目登载了《由近东看到远东》一文，此后又发表了《猜猜闷葫芦里的美日谈判》。后来又开辟《闲话天下最近事》栏目，从政治、军事、经济、时事等多角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让读者大开眼界。此外，《前方日报》还开设《每周文摘》，为江西读者转载大后方各报重要文章，很受读者欢迎。
《前方日报》的创办与发展，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社会进步团体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关心与支持，大批进步人士和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田汉、艾青、袁水拍等都在该报发表过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办报伊始，《前方日报》便与重庆《新华日报》建立了长期的信息与报纸交换关系，并以《新华日报》言论为依据撰写发表一系列文章和抗战短评。1940年6月25日和26日，《前方日报》还特别连载刊登伦敦《泰晤士报》的长篇通讯《中日战争中的华北》，介绍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坚持民主、抗战到底的事迹。《前方日报》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被文化界誉之为新兴的报纸。周恩来在视察东南地区抗日救亡工作时，路经吉安，虽然行程匆忙，但仍在夜晚抽时间来到前方日报社看望了王造时。
《前方日报》一经出版发行，便以其震撼性的抗战锋芒赢得了广大读者。起先的发行数不足2000份，后来直线上升，达到4000份左右，到1943年春，发行数稳定在5000份左右。后来又增加了一张文艺副刊性的《前方日报晚刊》，报纸从四开四版增加到四开六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从5000份上升到7000多份，发行量差不多是当地《江西民国日报》的3倍。
1942年夏，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敌前锋已侵占了乐安、抚州、萍乡、吉水等地，离吉安市只有几十公里了，一时间，吉安的大小官员纷纷向南撤退，唯独《前方日报》仍坚持在吉安照常出报。由于形势危急，报社不得不转移。在转移途中，虽然无法出报，但王造时仍坚持在汽车上印刷抗战消息传单和宣传品，散发给沿途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