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人口超过了4亿，英国1000多万，英国派了一支不到2万人的舰队从数千公里外“长途奔袭”，居然把中国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有人说道光皇帝用人不当，有人说双方的武器有“代差”。除了这些，在经济层面还有哪些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呢？
战前，中国和英国因鸦片走私与反走私发生了激烈碰撞，鸦片不是一个经济命题，鸦片走私也不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里面包含着道德的因素，触动的是民族尊严的底线，一场战争不可避免。
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许多中国人认为打这一仗不必担心，大清国不可能失败。作出这种判断并不奇怪，因为只从数字上看的话，中国与英国不仅面积、人口等体量不在一个等级上，而且军力相差也很“悬殊”：不是中国相差“悬殊”，而是英国。
先看看清军的规模：其主体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嘉庆以后又设防军，主要是乡勇，尚不构成战斗力。八旗兵约有20万人，绿营兵的人数各朝不定，顺治朝有66万人，鸦片战争前也在6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不算乡勇清朝常备军的总兵力超过了80万人，为当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常备军。
再来看看英军：其主体包括正规军和国民军，正规军约14万人，国民军约6万人，总兵力20万人左右。英国与中国相距4个时区，近8000公里，是你打上门来，我在家门口作战，“叫花子门前也有三尺硬地”，谁优谁劣似乎不战已有结论。
所以当时很多中国人对战争结果持乐观态度，但他们不了解此时世界军事发展的巨大变革，冷兵器时代的“人海战术”早已过时，先进的枪炮舰船、效率更高的通信手段以及科学的指挥体系才是决定战斗力的关键。
以火药技术为例，它虽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但其最先进的研究和制造工艺却正被西方引领。19世纪，英国依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可以对火药的原料进行精细加工，研发了最科学的配比，用粉碎机、搅拌机、磨光机等机器将火药制造成枪用、炮用等不同形态，又研制出高爆炸药和硝化甘油，与传统火药有了质的区别。
英军虽然人数不多，配备的却是最先进的滑膛枪、来复枪，舰船也由风帆驱动实现了蒸汽驱动，由木质舰船升级为铁甲战船，装备了可以旋转的装甲炮塔。英国海军配备的战列舰长约100米，排水量近2000吨，安装有74门火炮，又称“74炮战列舰”，而中国水师最大的战船不过11丈，约合33米，排水量只有300多吨，载炮10余门。
清朝没有警察，绿营承担着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水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水上警察”，清军不仅舰炮落后、数量少，而且官兵配备的武器也很差，“刀矛弩矢”还在大量使用。摸清了这些底细的英国人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战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致海军部的公函中说：“中国政府的海军数量很小，其性能与装备极端无用……可以用很小的兵力就能执行成功。”
难道清政府不重视军备吗？恰恰相反，军费向来是清朝财政的第一大支出项目，乾隆曾在臣下奏章上批示：“兵饷一项，居国用十分之六七。”据龚泽琪《中国古代军事经济史》，清朝常例军费“占其岁出大半”，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在4000万两左右，而兵饷一项就超过2000万两，其次是王公官俸和各省留支，后二者相加不过数百万两而已。
但2000多万两的军费对应80多万常备军仍然太少了，简单平均一下，官兵人均不足25两，嘉庆、道光年间米价在每石2两左右，一个九品官的年俸是33两，因而这点军费只能算“人头费”和维持费用，别说建造新式战舰，就连置办几件像样的武器也常常捉襟见肘。
根据《清实录》等史料记载，顺治九年（1652）朝廷岁入2428万两，康熙二十四年（1685）岁入3123万两，雍正三年（1725）岁入3585万两，乾隆十八年（1753）岁入4069万两，嘉庆十七年（1812）岁入4013万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岁入3714万两，以上各朝财政收入虽有增减，但200年间大体维持在一个水平上。
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这与清朝财政收入的结构有关。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地丁、盐课、关税是主要项目，其中与土地相关的地丁一项通常占到2/3左右。土地的面积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税率没有大的改变，这项收入自然相对稳定，这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国家财政的特点，不仅清朝，之前的历代王朝也基本维持着这种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作为也十分有限，财政支出只能保障兵费、官俸、皇室支出以及赈济等几项，财政支出的余地十分有限，遇到对内对外战争只能采取临时性的加税、捐纳等手段予以筹办。财政支出的维持性决定了军费与军备的维持性，即使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这种惯性也难以迅速改变。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府是国家的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政府除了保护人民安全、协调内部矛盾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力保护国家的领土与主权。要履行好这些使命，政治、军事、外交和法律的措施都必不可少，而财政通常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财政不能仅以维持政府运转为目的，它还有配置资源、调节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
当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对国家和政权有了新的认识时，中国还处在2000多年前就已确立的封建统治框架之下。或许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所面临的对手还是那些试图改朝换代的人，不管这些人来自陆地还是海上，对付他们的手段还是千百年来的那些习惯做法，至于经济战、贸易战和金融战，这些都是无法想像的。
鸦片战争前中英双方工业制造能力、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只是表象，深层次里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思想的巨大差异，这两个国家，一个完成了近代化的改造，一个还生活在1000年前，双方的差异由表及里再由里及表，把各自的综合实力早已框定在了不同的等量级上。
道光十九年（1839）6月3日，清政府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从外国商人那里没收的鸦片，23天里共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约相当于外国商人向中国整整一年的鸦片走私量。
道光二十年（1940）6月21日，首支英国舰队到达珠江口。8月，侵华英军舰队基本组成，包括16艘战舰和4000多军人，后来英军又陆续增兵，最多时有战舰25艘和1.9万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4省的总兵力不少于20万，还有从各省陆续调来的兵力，在人数上清军占有绝对优势。
但在交手中清军发现英军的舰炮实在太犀利，直接在海上交手等于送死，于是被迫改为在陆地要塞上坚守。敌强我弱，防守固然是对的，但由此更加暴露了清军的弱项：由于被动防守，无法预知敌人进攻的重点，清军只得处处设防，结果兵力的优势不存在了。
直到这时，道光皇帝还不相信会打不过英国人，所以他急令各省向沿海增兵。调兵令下达后，安徽、河南、湖北甚至陕西等省均派出大批军队赴沿海，总兵力多达6、7万人，人数不少，但在交通、通讯和指挥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顺利到达指定位置、形成战斗力显得十分费时费力。结果是，这些援军并没怎么发挥作用，大笔因移防而新产生的军费又摆在了道光皇帝的御案上。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始终处在摇摆之中，一会儿禁烟，一会儿又派人议和；一会儿调兵增援，一会儿又急令撤防。往往是战事紧张起来就增人死守，战事稍微缓和就下令撤防，为此贻误过不少军情。但也不能怪道光皇帝“瞎指挥”，财政紧张是其不敢大举增兵又急于撤防的一个重要因素。
道光皇帝的父亲嘉庆皇帝在位时，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曾额外花费了2亿两军费，对年财政收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的政府来说，这几乎是一笔承受不起的负担。为筹措经费，嘉庆皇帝甚至采取了捐纳的办法，即允许捐款买官，京官花钱可捐到郎中，相当于“司局级”；地方上可捐到道台，相当于“地市级”。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统计，嘉庆九年（1804）全国捐纳银两1083.5万，户部财政收入不全是银两，另外还有制钱，当年户部的银两总收入是1377.1万，捐纳占了其中的76.7%。
财政困难，想临时增加收入又难上加难，道光皇帝忽战忽和、忽打忽撤，原因就容易理解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等5处通商口岸，向英国赔款2100万两，其中 600万两赔偿鸦片损失，300万两偿还英商债务，1200万两为英军此战的军费。
道光皇帝接受了这些屈辱的条件，一方面恐怕是觉得打不过，另一方面可能也觉得打不起，2100万两只相当于镇压“白莲教”花费的1/10，这些洋人比“白莲教”可怕多了，如果赔点儿钱能“消灾”的话，为什么不接受？
账当然不能这么算，一个国家真正强大，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也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强大的军事力量又离不开坚实的财政保障。在这种“维持型”财政体制下，晚清即使再出几位“唐宗宋祖”也无法带领人民实现富强，更无法带领国家走向强盛，而只能任人欺凌和宰割。
有人说，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道光皇帝任用了耆善等投降派、贬谪了林则徐等主战派，如果放手去打还是有取胜把握的。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有些糊涂，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清政府在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上的陈旧与落后，没有看到因为长期的落后与封闭，表面庞大的大清帝国早已无比孱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