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夫妇到美国后，暂居于美国北部伊利诺州的埃文斯顿城，这是一座大学城，他想在这里谋一教职。因顾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他谨言慎行，虽多次被邀请演讲时（演讲有报酬），但总是回避难以公开的隐情，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的不满之词。
不料台北这时发生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案，王世杰被撤职，有贪污之说，牵连到吴国桢。1954年1月，台湾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风声，甚至还说，吴在美国享用豪奢，住纽约华都饭店每天要198美元。有的报刊发表《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社论。吴国桢看着这些报道，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写好启事稿，寄到台北各报辟谣。台北各报不敢登，送呈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张其昀也不敢登，送呈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说不必登了。吴国桢又由他在台北的父亲出面，将稿子再送到台北各报，请求刊登，各报一律拒登。吴国桢于是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登出了自己的声明，文中特别强调不要逼人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吴氏此举，意在逼蒋介石同意在台湾登出吴的“辟谣”启事。蒋介石无奈，勉强将其登在1954年2月7日的《中央日报》上。启事是1月15日的日期，可是拖了23天才登出，蒋介石以为可息事宁人，但太迟了。
吴国桢已经火了，他毅然于同年2月7日向台湾当局发难。在他接受电台访问时，发表对台三点政见，大意是：（1）台湾如不实行民主政治，将无法争取美国与侨胞的支持；（2）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统治”；（3）政治部一套做法全然照搬苏联。16日又继之以再。不过这种批评，只是讲一些空洞抽象的东西，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说来说去，尚不落实证。
不料国民党中一些人为了不让吴国桢这样神气的辟谣，决定予以制裁，方式是由吴国桢在南开的老同学“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出面，在“立法院”开刀。2月26日，张道藩首先上阵向吴氏开炮，他列举了吴国桢自上海市长至台湾省主席期间的十大罪状：（1）上海市长任内“临阵逃脱”、“放弃职守”；（2）将上海市政府汽车数辆运至台湾后，以个人名义出售，“得款自肥”；（3）吴氏由沪迁台时，运来大小行李970余件，由台迁美时，携走行李10箱，有装黄金美钞传说；（4）上海市长任内派其岳丈黄金畴为上海银行总经理；（5）台湾省主席任内“私自滥发钞票”；（6）暗中操纵外汇及贸易；（7）将5万吨存粮抛售一空，造成经济恐慌；（8）抛售黄金，借此图利；（9）在林产方面，上下其手，获利甚多；（10）包庇贪污、营私舞弊、勾结奸商、牟取暴利。3月12日，张道藩又在“立法院”第13期第8次会议上提出质询，要求“行政院长”陈诚予以查处。
张道藩列举的吴氏罪状，27日即见报。吴国桢这次并不等待，当天就加以反击，27日有芝加哥合众社电及28日有纽约中央社电。此时，台湾准备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题是改选正副“总统”。胡适回台参加会议。吴国桢于2月27日专门上书给国民大会，并分别致信蒋介石与胡适，就这封信作相关说明。在上大会书中，吴国桢痛陈台湾政府专制之弊，认为台湾问题有：一党专政；军队之内有党组织及政治部；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之不自由；思想控制。他提出应该立即采取6项措施：彻底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即反对把国库当党库）；撤销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即限制之）；公开接受无辜被捕者亲友之控诉以保障人权；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何以不能自由；撤销青年团，并不得再有变相之组织。
显然，这上书的内容无不是针对蒋氏父子而来的。他要求大会讨论该文同时在台湾各报发表。但他对此议能否在“国民大会”上讨论没有把握，因此希望胡适能在“便中一催”。“国民大会”主席团收到吴国桢的信后经过讨论决议“不予受理”，但还是将吴的信一并印发给每一“代表”。至于是否应将吴国桢的信在报上公开发表，因“其内容严重损及政府形象”，主席团成员分为两派，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这时胡适发挥了他的作用，大会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于3月11日在台湾各地报纸全文发表。
吴国桢的信公开发表后，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的声讨自不待言，就连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的“全体教授”也披挂上阵，联名发表文章，对吴国桢的“叛国”行径群起而攻之。先是3月17日台湾大学毛子水、沈刚伯等75名教授，接着是师范大学（当时叫“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的黄君璧、郭廷以等59名教授。在这两封联名文件里，大学教授们认为，台湾言论自由，“都可畅所欲言”、有“集会结社自由”，吴国桢在台湾不讲话，在美国才讲话，品格有问题。他们还为政工制度、救国团制度等进行了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