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陶尚铭曾任张作霖的秘书和日文翻译12年，又任张学良的高级幕僚三年多。父亲生前与朋友们聊天，谈过张氏父子的许多秘闻逸事。
父亲向朋友们谈论张作霖的用人特点时，是从任毓麟谈起的。
任毓麟，清朝举人，清末曾任职直隶总督署。张锡銮任奉天督军后，聘任毓麟为督军署文案，后将其提升为政务厅长。
张作霖继任督军，任毓麟已离开督军衙门。张作霖将他请回，聘为督军署秘书长。1918年，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任毓麟也升为巡阅使署秘书长。
1924年，张作霖入京后，参与决定北京政府内阁的人选。张作霖的很多部下认为，任毓麟这回能当内务总长或教育总长。然而，张作霖在京执政三年多，内阁改组过8次，任毓麟从未得到过提名。
一天，几个幕僚在张作霖面前说，任毓麟跟随大帅十多年，忠心耿耿，办事认真，文笔也不错，为什么不提拔？
张作霖说：“任毓麟是个好人，他跟我差不多天天见面，却没有和我抬过一次杠。难道我就一点过错都没有吗？”
父亲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总要将张作霖与段祺瑞、吴佩孚作比较。
张作霖认为，段祺瑞和吴佩孚都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的人，希望部下奉承自己，听不进不同意见。于是，徐树铮受到段祺瑞的重用，白坚武受到吴佩孚的重用。
徐树铮和白坚武得势后，做了很多坏事，人为地制造摩擦，客观上拆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的台。
张作霖却有自知之明，看到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用人不当，因此希望任毓麟能够直言敢谏。任毓麟却做不到，张作霖很失望。
张作霖用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宽容。
我父亲陶尚铭认为，段祺瑞和吴佩孚都是心胸狭隘、派系成见很深的人。例如，在1918年的护法战争中，北军获胜，占领湖南省大部地区。湖南督军一职本应授予立了大功的吴佩孚，段祺瑞却授予皖系张敬尧，引发了后来的直皖战争。
吴佩孚得势后，在直系内部划分洛阳派和保定派，分亲疏论等级。冯玉祥部被认为是杂牌军，备受歧视。冯部官兵的军饷常被拖欠，土兵饥一顿饱—顿。
冯玉祥对吴佩孚积怨多年，终于爆发了倒戈叛吴事件。
张作霖在用人方面可圈可点，不管原来是皖系、直系，还是南方各派系，凡是来投的，一律收容，有的还委以重任。张作霖曾对溥仪和顾维钧说，如果感到天津或北京不安全，可以到奉天来住。
由于张作霖的宽容大度，当时，知名人士北上投身奉系的甚多。曾在北京政府任过总长，后来投奔的，就有林长民、汤尔和等十多人。来自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省的军人和政客，则有数百人之多。
奉军内部也有派系，但张作霖注意保持各派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他重用富有革新精神的少壮派人士，如日本士官派的姜登选、杨宇霆，保定军校派的李景林，北京陆大派的郭松龄等。另—方面，对一些老部下，如最早参加聚义的绿林好汉张景惠、汤玉麟等，一直给以高位，以防他们心怀怨恨而图谋不轨。
因此，在张作霖得势的十多年内，奉军内部未出现因待遇不公而引发的内战。至于后来郭松龄倒戈叛张，那是受五四新思潮影响，不属于派系争权性质。
张作霖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用人不疑”。以张宗昌为例，张宗昌年轻时，由山东到黑龙江，当过民工和匪首。辛亥革命后，率部南下，被沪军都督陈其美任命为团长。陈其美死后，张宗昌改投江苏督军冯国璋，任侍卫长。冯国璋死后，张宗昌又走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的门路。曹锟有意让张宗昌当师长，因吴佩孚反对而作罢。
此时，张宗昌向曹锟行贿的十多万元，全部泡汤，一气之下，出关投奔张作霖，不久，被任命为旅长。由于受到张氏父子赏识，张宗昌在奉军中晋升很快。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宗昌已是第二军副军长。
张宗昌喜欢嫖妓，在奉军中是出名的。很多人建议采取措施，逐渐削弱其兵权，最后踢开张宗昌。张作霖不为所动，认为用一名武将，要看他能不能打胜仗。离开这一条去要求别的，那不是治军之道。
张宗昌后来没有辜负张作霖的重用，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战争初起，奉军失利。张宗昌部坚守阵地，奉军转入反攻时，张宗昌部动作快速，一举俘获直军主力彭寿莘部数万人。
从用人方面看，张作霖在袁世凯死后北洋群雄角逐中，成为最后胜利者，决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