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黄山的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一层的客厅里放着几只普通的沙发和木椅，墙上挂了一些照片，没有名人字画，晚餐四菜一汤，除一盘炖得极烂的蚕豆外，再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总之，在见识了云岫楼后，康国雄觉得“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周日午后，重庆汪山，还在上小学的康国雄照例在自家花园里等着将要到访的军官。
此时的中国，抗战烽火正烈。拱卫陪都的巴蜀之地，因中央政府迁播至渝而频遭日军轰炸，来自东、南省份的各路人物，也仅能在川内享得“未沦陷”的安宁。
散步的路上，军官在离康国雄几步之遥的前方不紧不慢地走着，遇行人多处，军官会说“请让一让，让委员长过去。”有人闪到路旁后就势喊一句“委员长万岁”，领着康国雄的蒋介石便向路人挥挥帽子并还以微笑。康国雄记得，第一次陪蒋介石散步后，刚刚和宋美龄拉过手的妹妹告诉他，“夫人的手好香啊！”
1966年8月，当康国雄被押上单位的批斗台时，童年这段经历已变成一项卓荦不群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无法理解如此头衔的来历，但他明白，康家和好多事一样衰落了，在这个世事难料的年代。
那天，台下一位同事带头喊出了“打倒康国雄”，不过此人立即被揭发曾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任职。“他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领喊口号的人也被押到台上，陪康国雄坐起了“喷气式”。
“他们让我承认，”康国雄用回忆解释，“我说‘我不是！’”
修建于1925年云岫楼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初遇蒋介石的1941年，康国雄12岁。一天，蒋介石、宋美龄在汪山康家别墅后的山坡上野餐。康国雄听仆人说委员长来了，就拉着妹妹跑去看，未想惹得警犬一阵狂吠。蒋介石见状忙让侍卫把狼狗牵走，并叫兄妹俩过去聊天，还给了每人一块点心。临别时，蒋介石说下次来汪山再找他们玩。
从此，蒋介石凡到汪山散步都要特意经过康宅，行至门前，或者派侍卫官进去请这位小朋友，或者索性就兀自召唤“国雄！国雄！”一来二去，康国雄也摸清了蒋介石的规律——周六从重庆市里回黄山官邸“云岫楼”，周日下午从黄山来汪山散步。蒋介石到达之前，山路两旁会出现几个站岗的宪兵，看见宪兵，康国雄通常主动到前院花园等候。
待熟络了，蒋介石也曾邀康国雄去云岫楼玩，只是在少年康国雄看来，委员长的官邸实属“简陋”。蒋介石在黄山的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一层的客厅里放着几只普通的沙发和木椅，墙上挂了一些照片，没有名人字画，晚餐四菜一汤，除一盘炖得极烂的蚕豆外，再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总之，在见识了云岫楼后，康国雄觉得“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康国雄说的“我家”不只是汪山上的花园别墅，还有重庆市区仅房屋面积就有3300多平方米的康公馆。在这座胜过“委员长官邸”的豪宅里，“不少东西都是进口的”，啤酒、丝袜、外国化妆品等时所罕见的高档货在康家沦为寻常物，客厅的照明设备是嵌在墙里的暗灯，“开灯之后只见灯光不见灯”。房屋的宽大更可以使蒋介石的住所降为蜗居，比如在公馆内的一间大厅里，康国雄二哥结婚时一下摆了20桌酒席也未显局促。至于偌大的宅院究竟住了多少人，康国雄只记得家中仅仆佣就有40多位。每天吃饭前，为保证全家都知道开饭了，必须有人专职在饭厅摇铃，听到铃声，其他仆人再去请各自服侍的康家人。赶上洗衣服的时候，十来个同时干活的佣人在院子里排成长长一列，且洗且聊，煞是热闹。
虽然富有，康家还是要孩子遵守那个时代的规矩。康国雄说自己很少被允许坐家里的汽车，上下学都是搭公交车，或者干脆走着，因为在举国倾力抗敌的1940年代初，乘私车上学的富家子弟会被同学们大声提醒“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光我家这样”，在康国雄的记忆里，“那时候好像就没有资本家敢让孩子坐私家车上学。”
关于家里的情况，康国雄也曾被蒋介石片片段段地问及，不过直到两人认识挺长时间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得知康国雄的背景。“你姓康，那你和康心如是什么关系？”有一次蒋介石问康国雄。“康心如是我爸爸，”康国雄答。蒋介石这才恍然明了，“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于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佣
在当时的重庆乃至中国西南，康心如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是四川“美丰商业银行”总经理、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
康心如是老同盟会会员，并曾和后来长期任《大公报》总编的张季鸾共同办报。1922年，32岁的康心如与美国金融家合作于重庆创建“美丰银行”，成为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五年后，康心如将美国人的股份全部收购，由此使“美丰”转为华资银行。康心如对发展民族实业极为热心，故利用“美丰”的雄厚资力在重庆建设了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不少基础设施。时至抗战爆发，大量人口从沦陷区涌入重庆，城市的水、电需求随之猛增，而相关供应得以足力支撑，可说康氏厥功至伟。1939年7月，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成立，身兼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的康心如，因当选议长又开始在政界显露头角。
对于这样的实力角色，蒋介石自然不会轻视。1940年7月某天，康心如收到一封信，内称：“心如先生大鉴顷奉，委座谕请先生于便中驾临南岸官邸一谈”云云，落款是“弟陈布雷敬启”。康心如见蒋介石有邀，随即回信应约并如期赴会。不久后的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原来，以重庆为陪都的建议正是由康心如首倡，蒋介石约见康心如则专为与他商量此事。倚重之外，蒋介石对康心如还多予礼遇。1945年日军投降后，重庆市民曾于9月3日举行庆祝大游行。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最高军政首长身份坐在检阅车队的第一辆车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且非国民党员的康心如被安排在第二辆车上，重庆市长贺耀祖反倒屈居第三。
然而，概因是未脱文人性情的银行家，康心如总是刻意同官场保持距离，虽然与他交往的达官显贵几令康宅户限为穿。
抗战开始后，有一天康国雄听家中佣人问“订好的酒席送哪里”，康心如说送到歌乐山孔祥熙家，细打听方知，康心如与孔祥熙素有交情，自从孔祥熙当上行政院长，康心如便不再与其联系。“现在他下来了。明天是他生日，我给他做个生！”康心如行事如此，康国雄说父亲重情，但从不巴结权贵。
那些年里，康心如每周六从重庆市里回汪山别墅。傍晚，康国雄的母亲通常会在客厅的方桌上摆好扑克牌和茶水，为了营造氛围，还要特意点上几支蜡烛。准备完毕，康心如在桌子的一侧落座，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刘航琛、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绍增、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各占一边，然后便是“罗宋”、“梭哈”等各色赌法齐上，直到周日清晨才散去。当时刘、范的关系并不融洽，而康国雄却没看出两人有什么矛盾，他觉得这可能是父亲不谈政事只愿玩的缘故。然而爱玩的康心如却是赢少输多，在章君谷先生撰写的《杜月笙传》中有一则传闻，说在一次豪赌中，康心如竟把“美丰银行”输给了杜月笙，但那实在只是传闻。
最与康心如交好的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早在1910年康心如加入同盟会时，于右任就是介绍人，而且在自己上海的家里为康心如主持了入盟宣誓。抗战爆发后，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迁居重庆，从此更与康心如往还不断。于右任是草书大家，康心如因此曾请“于大哥”为“美丰”题写行名。或许是为了方便识读，于右任把“美丰商业银行”几个字写得甚为工整，而这也成为于右任少有的非草书珍迹。平时，于右任有空就会来康家坐坐，康国雄喜欢摸于右任的大胡子，于右任则称康国雄“康家娃”。由于偶尔也在康心如家小住几日，于右任对康家上下都算熟悉。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在离开重庆之前向康心如提出，要把康国雄大姑父的女佣阿英带走。康国雄大姑父觉得两人年岁悬殊，所以不太愿意，但阿英本人却乐得作于右任的如夫人，最终，于右任经康心如同意把阿英带回了上海，后来还和阿英生了个儿子。
向延安汇款美丰不设上限
其实于右任与康家的关系可以溯源至康心如的大哥康心孚。康心孚早年曾留学日本，因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会总干事得与孙中山相识，继而加入同盟会。有一次，孙中山问康心孚能否找人在上海为同盟会办报，康心孚说自己有个叫于右任的老乡可堪此任。孙中山希望于右任能先来日本，康心孚随后便给人在国内的于右任寄去路费，由此促成于右任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不久，于右任在康心孚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随后返回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于右任在其所做诗文中也曾提到，“余识党中诸前辈皆心孚介绍”。辛亥革命后，康心孚先到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后赴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康心孚因在“五四运动”期间过度操劳而猝逝，“北大”及康心孚授课的其他学校为此停课一天，以示哀悼。
由于兄长康心孚的关系，康心如和两个弟弟康心之、康心远后来深得国民党人信赖。抗战年间，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要员不仅是康心如家的常客，而且曾长期住在康国雄的三叔康心之家。1949年，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曾路经重庆，为确保蒋介石的安全，重庆市长杨森更是特意征用康心如的汽车和司机为蒋介石服务。
虽与国民党渊源深厚，康氏昆仲却对共产党有着更美好的向往，并曾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帮助。康心远的太太王棣华在天津读书时与邓颖超是同学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康心远曾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赠过一批家具。由于康心之家聚集了于右任、邵力子、张季鸾、屈武等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周恩来有时会前往拜访，还曾借地作过统战报告。共产党人董必武、吴玉章等则经常向康心之寻求经济支援。每次到康心之家，他们都会带些宣传资料，如康心之在家，他们总能拿回一张数字体面的支票，如遇不到，则坐等片刻后留下资料离开。“当时敢和共产党打交道的人不多”，康国雄认为“大概也只有康家敢接待。”
执掌“美丰银行”和众多实业的康心如，为共产党做的工作就更多。抗战期间，因棉花、棉纱、棉布紧缺，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成立了“花纱布管制局”，禁止这些战略物资的自由买卖，并对流通做严格限制。康心如通过“美丰”投资的企业生产、进口了一批“花纱布”和药品，在得知延安急需后，康家将这批物资全部捐给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运送时装了满满八辆卡车。然而由于没有“管制局”许可证，八路军的车队根本无法把如此大量的被管制品运到延安，事实上，八路军的卡车还未驶离重庆即被“军统局”的检查站扣留。康氏兄弟又借助国民党内的关系，人情、金条并用地买通了军事委员会辎重汽车团，最后将这些东西伪装成国民党物资顺利运抵延安。此外，当时很多银行对于汇往延安的款项都有数额限制，只有康心如的“美丰”不设上限，因此“美丰”就成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向延安汇款的首选通道。
周恩来说本应该保留美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心如觉得他向往的美好就要实现了。
此前几年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金圆券”、“银元券”改革，“美丰”被折磨得元气大伤，至1950年4月，“美丰”已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维持经营，因而被迫停业。不过考虑到“美丰”投资的60多家企业尚在，康心如决定向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贷款周转，以助“美丰”复业。
三次申请报告音空信渺，康心如对“美丰”的未来不抱期望了。关于人民银行为何不向“美丰”提供贷款，康国雄听到过两个故事。一是早年间，“美丰”曾有位职员拿了银行的几百大洋投往延安，共产党建政后，这位职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主要领导。“美丰的老人们和我谈过这事”，康国雄回忆，“他们说如果重庆人民银行不是由他管，或许事情会好办些。”另一则是从三叔康心之处听来的。1950年，康心之应周恩来之邀来到北京，周恩来曾于家中宴请康心之，并在谈到“美丰”时说，“我们当初认为，四川应该保留美丰”，然后又对身旁的邓颖超感叹，“解放西南的时候，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没来得及跟到重庆！”
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康心如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康国雄身不由己地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而康心远、康心之和康心如弟兄也相继含冤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康心如唯一的愿望就是为康国雄澄清问题。为此，康心如曾给好友章士钊、邵力子，以及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处长、后来起义投共的沈醉等知情人写信，希望他们为康国雄作证。之所以找到沈醉，是因为沈醉在其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提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带着康心之的小孩在黄山马路上散步”，只是将“小孩”的父亲错记作康心之。然而在沈醉回信后，由于章士钊认为“沈醉以前是特务头子，转他的信不合适”，康心如最终没有采用沈醉的证明。邵力子的证明信是康国雄登门拜请来的，离开邵宅时，康国雄记得邵夫人送出了一句“不要翘尾巴”，令他长久琢磨。
证明信最后被转呈给周恩来，没有下文。
又几十年，白云苍狗，康心如、康国雄父子早已获得平反，只是当年曾陪少年等军官的花园别墅和亮着暗灯的豪宅，在经历了借占、索买之后，已被尽皆毁去。令康国雄感到莫大慰藉的是，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给了康心如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书中说“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从多方面对他们开展工作。……重庆的康心如……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蒋介石干儿子康国雄“共产党的党史写出我爸爸是共产党的朋友”，年已耄耋的康国雄把《党史》递过来，“你看，被称为朋友的没有几个。”在写有康心如名字的那一页，书脊已被翻裂。
人物简介
康国雄，男，1929年9月生，民国著名民族企业家、金融家康心如之子。1951年从重庆巴蜀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因所谓“蒋介石的干儿子”罪名遭受审查和打击。改革开放后，参与创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系主任、副教授。后兼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康国雄只身闯香港，打拼一片新天地。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