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上的民国热中，我们看多了张爱玲穿旗袍的不可睥睨，林徽因的才貌双绝，民国“四大美男子”的气度，清华国学四导师的异彩……可在当时的普通百姓看来，民国留给他们的，更多是战乱和贫穷。
民国范儿？1932年出生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高级教师章宏礼却陌生于这个词语，因为在他的童年里，到处是动乱和烽火。小时候他住在浙江三门县，日本人经过时，他随堂哥逃到乡下去避难，从此居无定所。
“我今天在这里呆两天，过几天又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样过来的。连生命都保证不了，哪谈得上教育！”他记得邻居在上海一家味精厂当职员，厂是外国人开的，不是日本人的，就因为这个，日本人就把他的宅子全烧光了。
71岁的王云记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街上很乱，到处都是打仗的，普通百姓不敢出门，飞机在头顶上轰鸣，就把床支高一点，全家躲在床底下。后来战争越来越激烈，只好躲到地窖里面。“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王云那时候才5岁，经常看到有胆大的人跑到街上抢面粉，因为很饿，连危险都顾不上了。
“当时物资非常短缺，我们院里有个蔡老师，是小学的教员，他把书都撕掉当柴火，在院子里偷偷烙饼，实在是太饿了。后来，家里实在呆不下去了，爸妈就领着我们挑着担子往姥姥家走，像逃难一样，很多人都扔掉了不需要的东西，路上乱七八糟的，也没人捡，命是最重要的，东西都不重要了。”王云说。
“农村没地的，就在秋收的时候拾粮食去。村里有个人，一直到18岁，连衣服都没有，夏天就赤身露体。”80岁的山东警察学院退休教授张复天回忆，那个年代，贫穷和灾难剥夺了人的尊严。
山东水利勘测设计院退休高级工程师黄贻生出生于湖北省石门县，当时县里只有两所中学。公立的学校只招收两个班，一共120人，非常难考。“我没有考上公立学校，就读私立的，可是私立学校的学费贵一倍。”黄贻生记得，那时候不交钱，交实物，两担稻子，四个箩筐，有二百多斤，一般家庭完全负担不起。
“那时候能学完高小已经是很有文化的人了。”80多岁的赵黎平说，当时上学用的是国民党自编的国家标准课程课本，分为初小和高小，初小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一共学八册书，高小是五年级到六年级，学第九到十二册书，一个镇上就一所高小。
“高小不好考，你要是考不上还可以到初小再上学，然后接着考，很多人都留级五六年才考上。”章宏礼初中毕业，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人”，他说，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校生活，他从来没有经历过。
“1949年冬天，我在三门中学初中毕业，那是县里唯一的中学。你想象不到那时的中学条件有多差，初中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烧杯、什么是试管、什么是显微镜。”章宏礼说，球场是在竹林里开出来的一片场地，有松树，篮球架就是利用南北两棵松树做的，在松树上面拴上一个铁圈。“那时候我没有听说过现在所说的民国大师，大学离我们太遥远，更何况是他们，我们过的只是普通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