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活动和聚居的地区。新疆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人类的历史是从利用石头开始的，所以，考古学上将人类最初的历史称作“石器时代”。毛泽东同志.一首诗中所谓“人猿相缉别，只几个石头磨过”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的标志，大致是指距今二三百万年至公元前三千年;它又分为旧、中、新三个时期。近代新疆各地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新疆已经发现距离现在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舶人类遗址，例如在塔什库尔干河岸东岸、民丰县、和田市以及吐鲁番交河故城等地，应该说，这些遗址的发现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曙光，在这些地方生活的人们是新疆最早的居民之一。
这里的人们当时使用着一种看似很笨重的打制石器;并且已经知道用火。如果说这些旧石器遗物不是很规范，还需要更多的新的出土文物进二步加以论证，那么，—些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的发现则比较清晰地反、映了远古时期新，疆各地居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状况。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多年的中、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七角井和三道岭，罗布泊西岸，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且末、于田、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当时人们使用。
一种在原来笨重粗糙的打制石器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而成的石片、石核。学术界称为“细石器”，其制作工艺比较复杂。罗布泊地区的人们为了得到石器工具，甚至不惜行走数百里到远处的山地中采集加工，考古工作者在阿尔金山中曾发现了制作石器的工场。人们还发现，这一时期新疆各地出土的远古时代遗物的石器型制、磨制技术以及共存的彩陶色彩、图案风格与我国华北地区以及甘肃、宁夏等地相近;而与西方各地出土文物迥然有别。这不仅否定了所谓“各国文化西来说”，而且清晰地显示了新疆史前人类最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与祖国内地的相似性，以及存在着的一种文化上的内在联系。
根据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等史料记载以及考古资料分析，大致在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新疆地区逐步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各种资料都清楚地显示：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再到铁器时代，一直至秦汉之纪，已有很多部落、民族在西域各地游牧聚居，繁衍生息，例如天山北部地区的塞人、羌、大月氏(音支zhi)和乌孙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以畜牧业为主，故被称之为“行国”;在天山以南、昆仑由以北租葱岭以东地区，则居住生活着许多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居民和部落集团，人们将他们称之为“城郭诸国”。《汉书·西域传》中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主要是指这些“城郭诸国”。
这些地方政权组织因自然条件不同，不仅有自已风格独特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生产，而且其社会内部已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富人和平民阶层，有各自的军政管理体系。值得强调的是，上述的所谓“行国”或“城郭诸国”与我们现代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与政治意义的国家是俨然不同的，只能是一些以绿洲或草原地域，为单元的地方或民族名称，是我国古代某些部族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生产为单位的某种生存方式。例如“城郭诸国”中，最小的单桓“国”，只有27户，194口人，充其量只是一个环绿洲而聚居的村庄而已。至于那些游牧民族的“行国”，逐水草而行，连固定的疆域都没有。不仅如此，当时这些‘西域诸国”，如同史书所言：“各存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因此，秦汉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新疆从来就没有过由某一部族或民族建立的统一的所谓地方政权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