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风华正茂时，顾维钧、张学良、梅兰芳等美男子，不但各自都有许多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且他们之间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往来，演绎着众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早在1921年，张学良就随父帅张作霖来到北京，并一直住在前身为顺承郡王府的大帅府。一年后，顾维钧回国任职，二人由此结缘。在北洋政府最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是奉系控制北京政坛，而长期出任外交总长乃至内阁总理的顾维钧自然与张氏父子关系紧密。1928年，张作霖于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返回奉天。1931年，已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张学良重回北平，直至1933年出国考察。这两年间，顾、张二人的交往更加密切。虽然此时的顾维钧一度淡出政治舞台，但他与张学良的私交却更加深厚。
关于这两人的交情之深，我们可以通过张学良晚年的回忆窥见一斑：“我们在杨××家里打麻将，顾太太来了，拽着顾走，顾坐那儿就不走，这个顾太太指名骂杨××的太太，指名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这顾太太拿着茶水，给顾的头上哗哗哗地浇下去。顾呢，我就是不动弹。浇完了，她也没办法了，走了。她当我们面骂杨的太太，骂的那个话，不好听得很吶，那杨的太太也坐那儿，也不动。我们在那儿也不好意思。”或许是出于对顾维钧的偏爱，他甚至在婚姻问题上处处替后者说话。他爆料称，那时顾维钧和黄蕙兰在西安各有情人，而且彼此都知道，但是都装作不知道;黄蕙兰曾背着顾维钧与著名军阀张宗昌有婚外关系;黄蕙兰老牛吃嫩草、专找年轻男子、赖牌、隐瞒年龄……
而顾维钧则回忆说：“我应张学良之邀，他要我也当他的高级顾问，我婉言谢绝了。第二天，他派秘书长王树翰送来一封高级顾问的聘书，我没有接受。几乎是每天早上，肯定每周有三四次，他都邀请我和他打高尔夫球。通常是4个人一起打，除我以外还有端纳先生，第四个人是少帅的英文秘书，我们径呼之为李。那时少帅身体不很强健，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上每进两三个洞之后，他总要在为他个人使用而特别修建的有游廊的平房里休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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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位顶级“美男子”的交往细节来看，要说当年张少帅对顾维钧可真够仗义的，简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关照。特别是在北洋政府垮台后的最初几年间，当时顾维钧在政坛上一度“靠边站”，甚至还遭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1930年，闲来无事的顾维钧忽然萌生了在东北进行土地开垦投资的念头。闻听此事，张学良当即慷慨地免费赠送好友两平方英里的处女地，外加一栋房子，无非就是希望顾维钧能常住东北，随时与自己联系。不过对于少帅的好意，顾维钧却婉言谢绝了。不久，少帅又派人告诉顾维钧，他可以在黑龙江西北部地区随意领取最肥沃的土地，价格则低得吓人--每垧4元。但顾维钧却认为此事纯属私人性质，他实在不愿掺杂官方或政治的意图，因此没有利用少帅赋予的特权，而是用每垧8元的原价购买了7000垧的一大块土地。当然了，所需的款项据说也是他那有钱的太太提供的。为了进行开发，他还特地聘用了一位从康奈尔大学农学系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负责此事。遗憾的是，仅仅半年后，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顾维钧又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召唤下再度复出，在外交舞台上同日本人展开新的较量。这样一来，在日益动荡的局势中，他的垦殖事业被迫中断。几年后，那一大片土地干脆被日伪政权没收，他的巨额投资自然也打了水漂。
当然，张学良之所以对顾维钧如此仗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要仰仗其在外交方面的智囊作用。要说这张少帅，别看年少成名，春风得意，但却每每在关键的外交问题上栽跟斗，即便是有顾维钧这样的“高参”也无法为他力挽狂澜。特别是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尽管顾维钧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建议，但由于张学良本人的失误，结果导致中国外交接连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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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坛上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段子”：有一年许多人鼓动顾维钧出面组阁，事前有人问政坛元老章士钊：“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结果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不久，顾维钧果然组阁。
段子里的顾夫人，正是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黄女士乃当年亚洲“糖王”黄仲涵的掌上明珠，因此这桩婚姻自然给顾维钧带来了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尤其是读过黄蕙兰晚年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后，我们不由感慨，什么才叫真正的豪富，什么才叫真正的“富二代”！按理说顾维钧的父亲顾溶也算上海滩著名的商界人士了，其家底也算颇为殷实。但若与黄家相比，简直就只能算是个小财主了。
关于顾维钧与黄蕙兰的相识、结合及分手，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黄蕙兰的家族背景以及她的少女时代。
黄蕙兰的祖父黄志信白手起家，1863年，他开办了“建源栈”商行，主要经营印尼与中国之间的物资贸易，很快赚得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凭借着父辈奠定的基业，黄仲涵进一步将家族的事业发扬光大。1924年7月，这位华侨巨富病逝后，据称其留下的遗产估计达两亿荷盾。
与当时很多海外巨富类似，黄仲涵可谓妻妾成群，他前后共娶了8个妻子，子女多达26个。而在这些子女当中，黄蕙兰无疑是黄仲涵最钟爱的掌上明珠。这不仅因为黄蕙兰是他的原配夫人所生，更因为这个女儿的性格做派等方面都颇有他的风范。
身为一名“富二代”，黄蕙兰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其成长经历也格外与众不同。
据黄蕙兰回忆，还在她不满一岁时，父亲就凭借着雄厚的财力打破印尼当地多年来对华人的限制，在白人殖民者的居住区内修建了一处巨型豪宅。该豪宅占地达两百英亩，装修陈设华丽无比，甚至超过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王宫。黄氏豪宅修建了令人惊叹的花园，常年有50名园丁负责维护。每当花园内的奇花异木盛开之时，就连泰国国王和他的女眷们也前来黄家参观访问。由于家中往来人员众多，黄家特地备有中欧两式厨房，其中欧式厨房的总管曾任荷兰总督的大厨师。每当小黄蕙兰与父母一起进餐时，总会有一名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在侧。
作为嫡出的千金，黄蕙兰从小就得到父亲特殊的宠爱。而母亲由于同父亲感情不合，更是将全部的爱倾注到她身上，这种爱的举动有时甚至显得太过疯狂。黄蕙兰3岁那年，母亲居然送给她一条配有80克拉大钻石的金项链，以至于直到保姆发现这条沉重的项链硌伤了孩子胸前的肌肤，母亲才将其收起来。对于母亲的这份礼物，黄蕙兰一直精心保管着。有趣的是，后来当黄蕙兰的朋友们有幸参观这条项链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你应该用公斤买钻石，而不必用克拉作单位！”
尽管得到父亲的宠爱，但由于父母感情破裂，黄蕙兰从小就跟着母亲周游世界。正是在这种四海漫游的过程中，她一天天长大，出落成亭亭玉立、特立独行的富家小姐。
与许多家境优裕的富家小姐一样，少女时代的黄蕙兰在感情方面也经历丰富。早在14岁时，情窦初开的她就在旅途中与一名富家少年相爱，后经父母查明此人已有婚配，这段恋情才不了了之。不久后，黄蕙兰又随母亲前往欧洲与姐姐黄琮兰、姐夫简崇涵聚首。因为黄氏家族在巴黎、伦敦等地都设有分公司，并购置了多处不动产，因此母女俩便常年在这些城市活动，与当地上层人士多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黄蕙兰几乎未曾接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但由于父亲多年间不断为她聘请各个领域顶尖的家庭教师。因此在长大后，这位富家小姐不但精通荷兰语、马来语、英语、法语等多国语言，而且音乐、舞蹈、书法甚至骑马、开车样样出色。因此在巴黎、伦敦的社交界，这位富有东方风情的小姐很快就成为活跃的明星，受到众多异国青年的追捧。不过母亲却一再告诫女儿，她将来的结婚对象必须是中国人，黄氏家族绝不可能接受异国婚姻。可是，以黄蕙兰如此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加上她亦中亦西的个性，要想在华人的圈子里找到如意郎君，还真是个问题。就这样，黄蕙兰虽然度过了快乐的少女时光，却一直待字闺中，转眼就快迈过20岁的门槛了，按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标准来看，难不成要沦为令人望而却步的“剩女”吗？幸运的是，黄老妇人的忧虑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女儿的真命天子很快就要降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