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年谱长编》告诉读者一个纯粹的事实：伟人出道之初，也难免会遭到低估和小觑。
1895年元月，孙中山在日本长崎与梅屋庄吉缔交，他推诚相告：“……欧美各国人都称中国为睡狮。如果是狮子，要醒起来才有用，睡着的虽不是整个中国国民，但眼睛被蒙蔽，不管事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拯救中国，我与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打倒清朝。”
梅屋庄吉赞赏孙中山的大智大勇，决定运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孙中山采购武器。嗣后，孙中山为了寻求军援，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他开出的清单为：步枪二万五千支，手枪一千支。中川心存疑虑，致书原敬吐真言：“考虑到像孙文这样的青年人毫无经验，难以令人放心。……孙文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年方而立，前路茫茫，孙中山却愈挫愈奋。
1895年3月16日，孙中山与兴中会核心成员杨衢云、谢缵泰讨论广州起义的可行性方案。杨、谢二人认为，非三千人马不足以攻取广州城，孙中山则较为乐观，他认为发难者贵在信念坚定，乌合之众形同散沙，容易走漏消息，若有百人敢死先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大事可济。大家都认为孙中山的计划过于冒险，以卵击石，难奏奇功，稍有蹉跌，必将同归于尽。
谢缵泰在《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就在那时候，“孙大炮”的绰号已归属孙中山。谢缵泰对孙中山的酷评非止一端，他接着写道：“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我也是一个认为不能将领导运动这么重大责任信托给他的人，一个人固然可以置生死于度外，但在行动上，却必须认识到领导人的生命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我相信，孙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听从他，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经验一直都表明，光靠他，是会要冒风险的。”孙中山狂飙激进，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谢缵泰眼中，他却是一位“轻率的莽汉”，领袖气质完全归零。
当年，孙中山在羊城挂牌行医，暗地里鼓动民族革命，很快就形成了小气候。朱瓞生害怕弟弟朱淇谋反会连累他，遂冒名密禀缉捕委员李家焯，指证孙中山为逆党头目。两广总督谭钟麟对于朱瓞生“大义灭亲”的告发将信将疑，孙中山是基督徒，李家焯搜集的证据尚属鳞爪，凭此立案，必遭教会反噬。谭钟麟对李家焯说：“孙乃狂士，焉能造反？不可卤莽从事！”李家焯在总督府碰了一鼻子灰，遂与“不世奇功”失之交臂。
莽汉徒有血气之勇，狂士只见嘴上功夫。孙中山遭到同仁误解，兴中会总统一职就成为了杨衢云的囊中之物，后者强调“非此不足以号召中外”。倘若孙中山真是莽汉，他会出面劝阻郑士良为自己抱打不平、两肋插刀吗？郑士良已当众放出狠话：“如有他人作非分想，当亲手刃之。”孙中山重大局，示谦退，他不愿看到革命团体发生内讧，自相残杀。陈少白也不赞成动刀子，出了人命案，广州起义必定泡汤，他建议先办大事，大事办成，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大事办不成，谁当总统都没关系。
孙中山的气量和风度一世无几。谢缵泰称之为莽汉，明显低估;谭钟麟视之为狂士，绝对小觑。事实证明，他们错得离谱，比张铁嘴、李神算闹出的笑话还大。由于“网漏吞舟之鱼”，谭钟麟一度受到朝廷严谴，险些为此吐血翘辫子。
孙中山智勇兼备，他倡导三民主义，撰成《建国大纲》，追求共和理想，不按常理出牌，俗眼患有青光、白内障，又岂能识得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