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陆小曼跟徐志摩在上海租房，开销甚大，除了每月要缴将近两百块大洋的房租以外，还得给两个丫环、一个老妈子、一个厨师和一个听差开工钱，另外还得让陆小曼抽大烟、喝洋酒、开舞会、看电影……那时候徐志摩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挣的钱还不够填补家用，更别说攒钱买房了。
这要搁咱们现代，肯定会有人骂这两口子烧包——你们租着人家的房子，还雇什么丫环、厨子、听差和老妈子啊！这不是“作”嘛！
可在民国还真不是“作”，那时，人好像对买房兴趣不大，却把仆人当成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一边租房一边雇佣仆人的家庭多了去了。鲁迅带着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61号院租房的时候，雇了两个老妈子，一个负责做饭，一个负责买菜、洗衣和打扫卫生。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四川文学家吴虞在成都少城栅子街租房的时候，雇了一个厨师和一个杂工，厨师负责做饭，杂工负责收拾院子。后来吴虞去北京上班，仍然租房住，却同时雇了三个仆人，其中一个是人力车夫，每天拉着他去北大教书。很多小职员也雇着仆人，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描写抗战期间上海一所公寓楼上的房客，几乎每家房客都有至少一个女仆，但那些房客并不算有钱，有些人连菜都买不起。
早在北洋时代，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们无一不雇听差，买米买菜、跑东跑西、搬运行李、打扫卫生……全让听差去干，自己袖着手在旁边歌颂劳动。为啥？因为教授是“上等人”，自己动手就没有派头了，会被人笑话的。但是除了燕京大学给教授盖了职工楼以外，大多数教授都是租房住，他们并不怕名下没有房产而被人笑话。宁当老爷，不当业主，是当时的社会心态。
某些租住公寓的职员也流行雇听差，什么时候来了客人，赶紧躲进里屋，让听差去开门，一会儿听差捧着客人的名片过来打报告：“老爷，×先生来拜。”啧啧，倍儿有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