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到北大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听众。梁启超在演说中认为，《老子》一书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诙谐地对听众说：“我今对《老子》提出诉讼，请各位审判。”
不料，几天后梁启超真的收到一份判决书。这是一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写成的一篇学术论文，文中称梁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是“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的一位”的身份“受理”梁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决”全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在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判决书的署名是张煦。
原来张煦(怡荪)当时也坐在窗台上，依靠自己从演讲现场匆匆记下的几页笔记为原材料，针对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的观点，连夜撰文，逐一进行批判：“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于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文章长达数万言。
写就以后，张煦将其寄给了梁启超。梁启超收到文章后，十分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后来张煦的学术论文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全文发表。
一个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一个是学者风范，热情奖掖后学。文章一出，学术界纷纷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