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是个非常有人缘的皇帝，尤其他善于接受批评，身边能容留魏征、房玄龄和褚遂良这些心直口快的大臣。李世民18岁参军，29岁当皇帝，他也是从基层一点一点熬上来的，所以，非常清楚民间和臣僚之间那些事儿。
贞观二年，他曾深有体会地对侍臣说：“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看来，有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上上下下的政治机器，就像是老天爷安排好的，配套来的。皇帝也是人，又傻又笨的没几个；可是，皇帝杀罚独断，一言九鼎，自然“官大脾气长”，又有几个永远英明神武、从谏如流呢？这个假设，连李世民都不相信，他三十四五岁就看透了，说“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持其事”.翻译成白话就是：好皇帝也不能保证天下太平，更无法一辈子做好事、做善事——国家的一把手，能清清楚楚地干几十年事业，也算天下苍生的福分了。
唐太宗口碑那么好，晚年仍然刚愎自用、荒淫奢靡。说句俗话，这就是人的动物性。作为父亲，李世民非常注重亲情。贞观七年，也就是633年，他喜爱的儿子——吴王李恪，被派往现在的济南，做“齐州都督”，当然，这是让孩子到基层镀金，捞取政治资本的意思。饶是如此，李世民还极为伤感，他对身边的大臣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皇帝子女一大群，谁知道哪个当储君，哪些当亲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考察。李世民一番舔犊之情，也的确叫人感动。他不但舔犊情深，还像普通父亲那样“护犊子”，甚至为孩子们的利益，跟朝臣们吵得唾沫星子乱飞。
唐玄宗时代，有个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吴兢，善于治史，还做过开元年间的谏议大夫。为了给李隆基提供资政读本，他耗费12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著名的《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分门别类，讲的都是唐太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写事儿。其中竟然涉及到李世民“护犊子”。
贞观十三年，也就是639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按照法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皇室亲王，不应该下马；现在，见到诸位皇子，所有大臣都下马致敬，这违背了朝廷礼仪。”就这么一点儿事儿，李世民就非常不痛快，他沉下脸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莫非是蓄意抬高朝廷大臣，以此贬低我的儿子吗？”魏征赶紧出来打圆场，说：“汉魏以来，皇帝的儿子以及诸位亲王，都被排到‘三公’之后。
现在，三品以上的官员，还有六部尚书、九卿郎官，给皇子、亲王下马行礼，的确是他们不该接受的。无论从前朝说，还是从本朝论，都不合规矩。”
李世民仍然固执己见，他辩解道：“设立太子，就是预备他将来做皇帝。一个人的高低贵贱，不能只看年岁。如果没有太子这个名分，我那些同父异母的儿子们，便可以挨个儿当太子。难道如此尊贵的地位，还不值得满朝大臣恭敬吗？你们愣拿三品官阶压他们，明摆着是轻视我的儿子们。”魏征立刻话锋一转，换了侧重点，他说：“殷人崇尚质朴，如果哥哥死了，兄弟可以继承他的地位。自从周朝以来，储君必须是嫡系的长子，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杜绝成群的皇子觊觎至尊大位，避免兄弟骨肉互相猜忌、自相残杀。因此，皇太子和诸位皇子、亲王，完全是两回事儿，必须非常慎重，分得非常清楚。”
尊卑长幼，直接涉及到政权格局，李世民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护犊子”也不能乱了纲常，为了树立储君的权威，他不得不牺牲了其他儿子的特殊待遇。礼部尚书王珪的奏章随即获得了批准，从此，三品以上朝臣，遇到除太子之外的皇子们，再也用不着诚惶诚恐地下马致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