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到1949年，民国政府一共在大陆存在了37年，可就是这个标榜“亚洲第一民主共和”的国家，其腐败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封建专制的清朝。这一点，就连孙中山先生都看不过去了。他在目睹前赴后继的腐败现象之后，愤然说：“那些公仆们，把中国搞得不成样子。”
当然，作为民国政府大部分时间的执政者，为了维护统治，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曾经“频出重拳”反腐，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收到了效果。但总体来说，民国的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1947年8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批评说：贪赃受贿和残酷镇压的政策把政府搞得四分五裂。历史学家吴相湘则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无不及。”
当时人们编造了一些歌谣，来讽刺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如：“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二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百货生意不断，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
蒋介石反腐为何越反越腐？我们从轰动一时的孔祥熙案中或可一瞥端倪。
1942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五个年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面对日益紧张的财政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号召民众用国币购买，许诺抗战胜利后还之以美元。
由于通货膨胀，美券价格持续上涨。仅仅一年后，美券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0多倍。鉴于这种情况，时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请求停止美券销售。
就在这当儿，国库局局长吕咸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
蒋介石与孔祥熙所谓“官价”，就是原始价格的20元。此时美券市场价格已经涨到近300元，如果按照20元价格购买剩余的5000余万美券，里面就有100多亿国币的价差款。按照吕咸的办法，这笔巨款就会成为国库局“同人”的“小金库”。很明显，这是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但孔祥熙却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
当然，孔祥熙的“可”字不是白写的。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折合国币近1000万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介石知道后，命令对此事进行查处。不就，蒋介石就发现孔祥熙在此案中有重大嫌疑。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苦痛极矣”。
孔祥熙是何许人？他妻子叫宋霭龄，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姐姐。宋美龄又是蒋介石的妻子。换句话说，孔祥熙与蒋介石是连襟，一家人。反腐反到家人头上了，蒋介石当然“苦痛极矣”。
怎么办呢？1945年7月13日，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将此案调查经过、事实、人证、物证一一告诉他，“嘱其好自为之”，意在保护他。没料到孔祥熙不领情，居然否认此事。蒋介石不得不直接出示相关证据，并“严正申戒”。孔祥熙才默认。
看样子，蒋介石对这个连襟真心失望了。当晚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
虽然如此，蒋介石仍然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7月24日，他发表命令，准许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并在命令中要孔祥熙自行处理国库局局长吕咸等涉案人员。8月17日，蒋介石把司法部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和陈其采约来商谈该案的处理办法。谈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这三人对蒋介石的意图倒是揣摩到了。8月26日，陈、俞二人向蒋介石递交书面报告，声称此案“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都是非常轻描淡写的提法。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没有给出新的指示。一场曾经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