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悲剧收场。因此，《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当时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却又是那么地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看他们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觉原来其实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得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不久后，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
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