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李香兰(山口淑子)在中国已从风光的明星沦为舆论唾弃的对象。在中国人眼里，她是中国人，却为日本效忠;在日本人眼里，她是日本人，却着中国装，唱中文歌。
左右为难的尴尬占据了李香兰的前半生，她在自传中写道：“夹在相互争阋的母国中国和祖国日本中间，拼斗的火花溅满全身。我被生生撕裂。”。
2014年9月7日，94岁的李香兰在日本逝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李香兰女士战后支持和参与中日友好事业，为此作出积极贡献。”来自“母国”官方的追悼，对于这位传奇女性挣扎了一辈子的身份纠结，或许是最后，也是最好的慰藉。
“祖国”和“母国”
山口淑子的祖父是汉学家，父亲山口文雄早年来到中国，在“满铁”教中文课。山口淑子生在中国，18岁才第一次回到日本——她后来的自传习惯表述为“去日本了”、“回中国了，对她来说，日本是祖国，而中国是“母亲之国”。
在“满铁”，日本员工被要求学习中文，未获中文审定资格不能转正，资格越高薪水越多。山口淑子是父亲每晚课堂上唯一的小孩，日本人不擅长的卷舌和送气音，她学得比大人还快，小学四年级就通过了中文四级考试，六年级通过三级。
平静的生活被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腰斩，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后栽赃中国军队，以此借口拉开了侵略的步伐。“十五年战争就这样在我生活的城市附近爆发，并将我的前半生肆意摆布。”
70多年后，在自传中，曾目睹“平顶山惨案”的山口淑子对映红玻璃窗的熊熊火光和中国人被砍头的血腥画面仍心有余悸。
平顶山事件中，有许多中国朋友的山口文雄因“涉嫌通敌”被日本宪兵拘捕，嫌疑解除后举家移居沈阳，被李际春安顿在姨太太家，山口淑子从那位裹着小脚的姨太太那里学会了京片子。不久，她得到第一个中文名：李香兰。
李际春是东北亲日派军阀，因”协助满洲建国”有功而担任沈阳银行总裁，和山口文雄是结拜兄弟。
1933年，山口淑子记得那是中国的农历春节，13岁的她穿着大红衣裳，和李际春“交杯饮酒，完成认亲仪式”，李用自己的笔名为新收的养女取名。
在李家住到1934年5月，山口文雄决定让李香兰去北平投靠另一位显赫的政要人物——后来当过北平公安局长和伪天津市长的潘毓桂，名义同样是义父女，她多了一个中文名叫潘淑华。
对于两次认义父，李香兰解释：“在当时的中国，关系亲密的家族间礼节性地过继养子的情况并不罕见。”
听起来确实蹊跷，两个义父都是政界人士，且都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联系李香兰的“满铁”子弟出身和之后服务“满铁”“满映”，诸多巧合未免有设计嫌疑。
她的中国文化基因似比日本血统更为凸显。她和北平女孩一样享受着流连北海公园、太庙和东来顺羊肉馆的欢乐时光。她说自己从来没有作为日本人的优越感，“在作为李际春的义女李香兰和作为潘毓桂的义女潘淑华的生活中……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日本国籍。”
金鱼美人
在李香兰的生命里，来自俄罗斯的犹太姑娘柳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在沈阳期间，李香兰肺结核初愈，医生让她锻炼呼吸器官，柳芭提议她学声乐，并介绍了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娃当她的老师。
“那孩子毫无天分，我教不了。”学院派女高音并不看好这位日后的红歌星，但经不住柳芭苦求。“倘若柳芭当时轻易放弃，恐怕我就不会成为歌手了……她此后亦曾多次出现在我人生中的重要场合，最后甚至救了我的命。”李香兰回忆。
13岁的李香兰越唱越好，得到在老师的独唱会上热场的机会。演出后第二个周六，“奉天广播局”科长东敬三找上门来。
当时日本在“满洲国”推行“日满亲善”怀柔政策，广播局筹划推出通晓两国语言、人靓歌甜的偶像演唱所谓的“满洲新歌曲”，日本血统的李香兰自然是比中国女子更合适的、不用担心背叛的人选。
于是赴北平之前，她不露面地在广播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曲目。
到了北平，“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负责文化控制的特务山家亨常到潘家看望她，带她饱尝美食还给她零花钱。
一天李香兰回到潘家，等着她的除了山家亨还有“满映”的山梨稔。李香兰被连哄带骗地带到“满映”，等着她的是“廉价喜剧”《蜜月快车》的女主人公一角。在片场的伙食，日本人吃白米饭，中国演员吃高粱。
之后，“满映”找到她的父母签订了专属合约，她成为“满映”第一女主角，接连拍摄多部日满宣传影片。
荧幕上，二九年华的她粉面桃腮，因为眼睛大而圆而有“金鱼美人”之称，两个国家的女性气质在她身上兼而有之，这种模糊和神秘增添了她的魅力，符合日本人对中国女人的想象。
演戏之余，她甜美的歌声，演唱的许多电影歌曲，已经在中国流传广泛。“满映”捧红的这枚糖衣炮弹，俘获了不少受众的心。
梦里不知身是客
虽然怀着祖国日本和“母国”中国互不冲突的念头，但非此即彼的现实选择从李香兰进入“满映”前便已显现。寄居潘家就读北平女子中学时，整个学校只有潘家姐妹和另一名同学知道李香兰的身份，“若被人知道我是日本人——所谓东洋鬼子——会有生命危险”。
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愈演愈烈，北平常爆发反日游行，每当此时李香兰便惊慌失措地躲进小巷。
一次李香兰被邀请到中南海公园参加学生茶会，有人问，倘若日军越过北平的城墙，大家怎么办？
轮到低着头的李香兰发言，她说：“我会站上北平的城墙”。她后来在自传中对此进一步解释：“十六岁的我并未选择日本或中国，而是选择死在某方的枪口之下”。
中学女生李香兰以为可以选择中立的决心，在她成为电影女演员李香兰后，遭遇了种种意想不到的现实冲击，她对祖国和自己的认知都产生了动摇。
进入“满映”第二年，她作为日满亲善使节“访问”日本，尽管出发前夜兴奋得不能合眼，她的第一次祖国之行却并不愉快。因为她身份尚未公开，持日本护照，穿中国旗袍，出入境的官员训斥她“身为上等国民却穿下等服装”。
“我对祖国的幻想顿时破灭，心头开始滴血。”李香兰成了“没有故乡的人”，她的歌曲被中国官方视为“靡靡之音”，也被日本军方当做“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禁止。
代表作《夜来香》尽管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这首歌还让她被日本工部局传讯，他们不知道她是日本人。
自传里，李香兰表示自己曾数次想公开身份。但当时，或许是“满映”的阻挠，或许也因为不够有勇气，她始终未把握主动坦白的机会。
“文化汉奸” 枪口逃生
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李香兰审判事件，是当时文艺界的一大新闻。
日本战败，伪满随之覆灭，曾为“满映”服务的一些人员被作为“文化汉奸”起诉，其中便有李香兰，因为她最知名，案件也最受关注。她的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
那年深秋，软禁中的她从佣人的报纸上读到“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对李香兰执行枪决”的消息。
那天距离枪决日还有三周，“我始终无法忘记那段痛苦的日子，每当有车停在大杂院前，我就紧张得喘不过气。只要有人敲门，我就会吓得缩成一团”。
她所恐惧的日子到来了，但那天什么也没发生，反而是失联的昔日好友柳芭前来探望，并设法从山口文雄那里拿到了李香兰的日籍证明。
审判庭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李香兰出示自己的日本户籍抄本证明，既然“汉”之身份不存，“汉奸”之罪也无法成立，鉴于她未参与演出之外的政治活动，法官当庭宣判无罪，观众席一片哗然。
据说，当听众愤然要求重申时，被告席上的李香兰泪流满面地唱起了自己的流行歌曲，一再鞠躬致歉，得到了中国人的宽容——这个中国式的感化片段，在她晚年的自传中并没有提及。
与“汉奸”李香兰其实是日本人同样令人意外的，还有“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原来是中国人金璧辉一事。
川岛芳子最终没有逃过枪决，据李香兰晚年披露，川岛曾尝试向“日本义父”寻求一张假日籍身份证明以逃脱罪责，但未能如愿。
1946年，山口淑子被遣返回日本，当船驶离中国码头，收音机中飘出《夜来香》的歌声，这位歌曲的演唱者“忍不住全身颤抖”。
此生名为李香兰
恢复本来身份的山口淑子在日本继续影视事业，她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香兰山口”，她称这个名字为“中日混合物”。
1950年代，她应香港邵氏电影公司邀请拍摄《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电影，李香兰这个名字，又重新回归中国观众视线。
1994年周星驰执导并主演的《国产凌凌漆》虽然仍称李香兰为“汉奸”，却又安排了一场演奏歌曲《李香兰》的动人场景。
不过，如果李香兰的经历仅限于此，那也不过是又一个周璇或川岛芳子或其他民国女人式样的故事。
最大胆的编剧恐怕也写不出来的续集是，晚年李香兰先是成为日本电视台的女记者，深入中东和东南亚战地采访，会见名流政要，1974年，她又走上政坛，当了18年参议员。
前半生，她为时代所累，几乎成了“汉奸”;而后半生，她抓住时代，让自己成为“中日友好”的名片。
“山口淑子、李香兰、潘淑华、山口野莉、野口淑子、大鹰淑子……”在自传里，李香兰回忆了曾经拥有过的名字，“对我而言名字的更改不仅反映人生的转变，更意味着无法摆脱的烙印，那是我倾尽一生也无法战胜的‘时代’。”但“李香兰”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她的那本自传最终命名《此生名为李香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