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热”持续不退，提起民国时期的教育，似乎总是那么令人神往。其实，民国时期的教育，也是由多方面组成的，比如，考试制度就是民国教育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学者们撰写的关于民国教育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谈及师资力量、教师素质、讲课特色等诸多方面，而民国的考试制度其实也极有特色，老师们在评判试卷时，那种灵活的评判方式，无疑给了学子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是他们日后能成为栋梁之材的一个重要原因。
钱穆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
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啊，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了，便从头到尾开始检查，可就在此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师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吕先生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评卷人的吕师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应试教育中所缺少的吗？
学者傅国涌的《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一书中，也记述了民国年间的一次考试。
那是发生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次考试，南开中学当时有个学生，叫谢邦敏，这个学生严重偏科，他极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却很糟糕，1941年，谢邦敏即将毕业，参加毕业考试，当考到物理一科时，卷子发下来，他发现自己几乎一道也不会做，就索性交了白卷，但他在卷子上即兴写了一首词：“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这首词，不但有一种玩世不恭的调侃味道，而且还为自己交白卷进行了辩解，可想而知，如果让一般的批卷老师看到，会气成什么样！
幸运的是，当时负责给谢邦敏判卷的老师，是魏荣爵(解放后为我国中科院院士)。魏老师的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的，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谢邦敏的白卷和词，他没有一气之下判个零分拉倒，而是通过这首词，发现了谢邦敏在文学方面的出众才华，认为谢邦敏的物理虽然交了白卷，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文学才华，不能因此让他拿不到毕业证而影响他未来的发展，这样的学生，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所以，魏老师在评卷时给谢邦敏写了一首诗作为评语：“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正因如此，谢邦敏才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后来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并成为北大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北京第一刑庭庭长。
“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这样开放的标准，真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南开中学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有一个高一学生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便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但他在写的时候，由于太心急，以至于“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按理说，这样一张不整洁的卷子，老师看到后一定头疼得很，可是，考试结果出来后，他竟然得了第二名，后来，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了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民国时期虽然也有考试，也有关于考试成绩方面的硬性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具有灵活的一面，教师在评判学生的试卷时，不是机械地按照僵化思维去做，而是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给予更多的人性化关怀，从而保护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促进了学生的成长、成才。他们知道：“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人的本身才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