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护法战争)期间，因吴佩孚在衡阳擅自停兵主和，并以“学生”的名义与段祺瑞公开辩论，直皖两派矛盾随之公开化。再往后，因上海的南北和会吵吵嚷嚷，无果而终，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级。
山东问题的发生，皖系遭到责任追究，这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个乱中崛起的时机。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年代，一个派系能否脱颖而出，占据政治与舆论的制高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人物的目光与胆识。
冯国璋系统的直系，其实体主要由三者构成：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因三地均处长江沿线，故称“长江三督”。
1918年10月，冯国璋卸下代总统之职，告老还乡，李纯成为长江三督之首。
白坚武时在李纯帐下做门客，5月25日，白坚武在上海徐家汇顺直同乡会馆发表演说，称山东问题“非仅青岛去留，实为国家存亡问题”。
呼吁抵制日货，最后，豪气十足地宣称：“吾直军人居全国军人过半以上……中国若亡国，除非直隶人尽死之……”白氏此言，等于把直系摆到了救国图存的核心地位。不久，上海的三罢发生之后，白坚武立即“电告李督，并修函劝其应时而起”。
白坚武作为李纯的门客，其对直系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李纯，指望李纯站出来，率领直系“应时而起”。不幸，白坚武投错了门户，选错了主公，李纯不过是一平庸之辈，并无应时而起的才识与胆略。6月8日，白坚武由上海赶回南京，与李纯“晤谈两时，殊失望”。其后，李纯府上又发生一件令白坚武更为失望的事，7月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许德珩、左学舜来宁，拟进谒督军”。但结果是，李纯“告以有病，约不能见”。将全国学联代表的主动联络拒之门外。
自此，长江三督在政治上趋于没落。
就直系而论，冯国璋系统之外，便是曹锟系统。徐树铮对曹锟颇为轻视，曾私下议论曹：“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不过，那位见多识广、与多国领袖人物打过交道的顾维钧，则这样评价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我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曹锟到底是头脑无识，还是恢弘大度，这里不作深究，总之，曹氏帐下偏偏有这样一位将领：资历不深不浅，职位不高不低，但却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且具有强烈的领袖欲，此人即陆军第三师师长、前清秀才吴佩孚。6月9日，吴佩孚于同日发出两份电报。
吴电之一，致电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曾于5月25日下达一道强硬命令，要求对不服劝阻、继续游行演说的青年学生，“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随后，各地依据此项命令，对学生运动实施压制。针对这道命令，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表示：“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想见。我政府当轴诸公，对于我大总统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不注重剀切晓谕，而趋重逮捕，窃恐操之过急。”此言等于公开指名批评徐世昌的这道命令。一个师长批评总统，此种“犯上”之举，在那个年代的现役军人中并不多见。与康有为相同，吴佩孚也是把五四学运与古人联系起来，表示：“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这里，汉之刘陶，宋之陈东，成为五四学运合法合理的历史依据。言必称典，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论政方式之一，也反映了吴佩孚在思想意识上的积习。
接下来，吴佩孚为五四学运大唱赞歌，电称：“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氏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遭豪强压迫，因此对于弱势群体的青年学生“以草击钟”之举，多多少少怀有本能的同情。
最后，吴佩孚告诫：“如必以直言者为罪，讲演者被逮捕，则是扬汤止沸，势必全国骚然……大狱之兴，定招大乱，其祸当不止于罢学、罢市已也。师长等素性憨直，罔知忌讳，忧之深有不觉言之切者。仰恳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一面释放学生，以培养士气;一面促开国民大会，宣示外交得失缘由;共维时艰，俾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
通观吴电，的确体现了其人“罔知忌讳”的一面。
吴电之二，致电总理钱能训。
吴佩孚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日本可能对华施以威胁，“万恳我总理坚决镇定，勿受其欺。盖以我国陆军虽不尽精良，然分别简选，对日尚能敷用。即以驻湘双方军队论之，官兵屡经战事，实验颇深，以之敌日，纵不敢云券操必胜，亦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此差堪自信者”。此言等于倡议，停止南北内战，将双方军队一致用于对日卫国之战。仅就舆论效果而言，此类倡议无疑是颇为迎合民心的。
关于对德和约，吴氏认为，日本也存在许多内外矛盾，因此政府应电令中国代表，“趁日本内外不能兼顾之时机，对于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以达交还目的。倘中日交涉至万不得已而诉诸武力，两相比较，胜败未知谁属也。师长忝列戎行，对于国家有捍卫之责，届时敢请联合湘、桂、粤、滇、黔各军，力加整顿，备效前驱。”
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说到底，就是敢不敢与日本抗衡。对此，段祺端在 5 月 24 日的敬电中表示：“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5月 25 日，倪嗣冲通电支持签字，电称：“自青岛问题发生，嗣冲以邦交重要，尝与僚属切实研究。窃以国力诚强，则直接交还未始不可办到，惟回顾我国，本以积弱相沿……对外之力既属薄弱异常，而坛坫折冲，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段、倪两电，等于在日本面前自己认输。此种言论究其根源，无不出自甲午、庚子之败。《公言报》就在其社评中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甲午一役，李文忠初主和议……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等等。
的确，甲午、庚子之败，是每一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但是，其中的经验教训究应如何记取，认识并不统一。总之，与段、倪以及《公言报》相反，吴佩孚偏偏声称“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胜败未知谁属”，等等。吴氏之言是否“清议一流”，姑且不论，但肯定可以博取“高名”。
吴佩孚于6月9日发出的两个电报，一份致总统，一份致总理，以一个师长的身份，与总统、总理讨论时政，指点国策，仅此做派，至少是自视甚高的表现。
数日之后，徐世昌以总统一职作赌注，通过辞职换来各方挽留，同时换来各方对于签署德约的支持。一时间，“两害取轻”“全约签字”的呼声逆势上扬，一些曾经反对签字的，又转而赞成签约，例如陈光远。还有如张作霖，事不关己，置之不理，既不赞成，也未反对。从整个军政上层来看，基本状况就是追随、动摇、旁观。也就在此时，吴佩孚发出数道措词激烈的通电，从而在衡阳这样一个偏远之地，树起反对签约的大旗。
6月15日，吴佩孚草拟了一份通电稿，以公开发表的方式，征求西南各方意见，建议南北将领联合署名，共同反对签署德约，此即轰动一时的删电。
首先，吴电声明军人的卫国之责，内称：“顷接京电，惊悉青岛问题有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盖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酖自杀也。况天下兴亡，匹夫俱与有责，而失地亡国，尤属军人之辜。吾国数百万军人，厚糜饷糈，竟坐视强迫执行(指山东条款，引者注)，不能作外交之后盾以丧失领土，是军人无以对国家，而政府亦无以对人民也。”
然后，吴电以质问的方式，转而向各国列强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此次欧洲战争，联合国家(协约国，引者注)以公理战胜强权，兴灭国，继绝世，非为强陵弱，大兼小也。即如波兰、捷克斯罗瓦克，为已灭之国，尚可恢复，而我国固有之青岛，竟不可收回……已亡者可以复兴，而固有者不可复得。他国加入协约，皆获利益，我国加入协约，反受损失，揆诸公理，岂得为平！”
兴灭国、继绝世，是周武王时代采取的一项收复人心的安邦之策。波兰、捷克早已灭亡，欧战之后再度复国。那么，波兰、捷克亡而复国，与中国的“兴灭国、继绝世”的安邦理念，两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相通之处，这里不作深究。总之，吴佩孚引用此典，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此类典故又是中国人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尤其是这一句：“已亡者可以复兴，而固有者不可复得。”对比强烈，简单易懂，就宣传而论，极易引起民众的共鸣。
徐世昌等等之所以主张签字，其中的一项主要考虑是，拒约将影响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并损失一些有利条件，此即所谓两害取轻。对此，吴佩孚均不认同，认为：“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此六国之所以亡也(指秦灭六国，引者注)。”“如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目前之害较轻，而后祸无穷。丧失要塞、军港、铁路、矿产之大权，与损失区区不可必得之关税、赔款，两害相权，孰轻孰重，当有能辨之者。”
所谓两害取轻，关键是如何认识两害。吴氏所言，就是从当前与长远的视角，提出对问题的认识，如此相权之下，两害的轻重就发生变化了，
徐世昌等人的取轻之论，也就成为短视的一方。
最后，吴佩孚以极其犀利的言词表示：“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雠以敌忾。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惟恳我政府以民意为从违，以军心为依据，坚持到底，万勿签字。”
因删电还是征求各方意见的草电，尚未经各方署名，故称“某等”。
删电高亢而激烈的言词，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自各方封疆大吏纷纷发表挽徐通电而支持签约以来，拒约的呼声在军政高层一度被严重压制，“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删电的发表，打破了军政上层这一令人窒息的局面。
由于删电言词过于激烈，对日本的抨击几乎无以复加，引起北京的些许不安，代总理龚心湛立即致电吴佩孚，表示：“青岛问题，中央毅力坚持，以期规复，已切电专使提出抗议，保留签字，苦心维护，当为天下所共见……台端所拟通电，晓谕全国作政府之后援，言出至诚，深堪赞美，但关邦交之际，似稍未合，务请暂留后发，一俟欧会交涉全文达到，再为损益得中，通示全国，较属得体。”〔2〕因吴电尚在征求各方同意，并非正式发表，为此，龚心湛要求“务请暂留后发”，以免惹事生非。
可想而知，龚心湛的“暂留后发”的劝告，不可能被桀骜不驯的吴佩孚接受。删电在征得各方同意之后，稍作文字修改，由南北61位将领共同签署，于7月1日联名发表。署名者包括谭浩明、谭延闿、赵恒惕、冯玉祥等等。
吴电经过草电与正式通电两次发表，引起公众舆论热烈反响，全国和平联合会致电吴佩孚：“报载我公删电，义正词严，举国钦佩，吾民疾痛惨呼，誓死以从公后……夫军人无分南北，对外本为一致，其甘心丧国者，不过狃于目前权势，不肯轻于牺牲。得公振臂一呼，速发通电，则民族自决之心，由此坚定，亦何患功之不成，敌之不摧也。”显然，吴佩孚的个人声望在急速上升。
必须指出，吴佩孚毕竟不处在中央执政地位，其对外言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如果从执政当局的地位来讲，“异族腥膻”“淫娃木屐”等等侮辱性言词，是不宜采用的。
还是在这段时间，吴佩孚在衡阳高调会见了湖南学联代表。据载：“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君，同上海全国学生会派来代表周君，日前往衡阳谒见吴师长。当蒙极力优待，并盛称此次全国学生之举动，谓彼必为学生保障，凡力所能为者，必尽力为之。”
湖南学联由彭璜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当年5月下旬成立。
如前所述，全国学联代表许德珩等，曾前往南京要求会见李纯，但被李纯称病拒之。在现役北洋高级将领当中，敢于“极力优待”学生代表者，本已极少;敢于“盛称”五四学运者，则少之又少;而高调表态“必为学生保障”者，恐怕仅吴氏一人。
自此，吴佩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其个人身份的重要转型，由一个军事明星，变为政治明星，由一个高级将领，变为直系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