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结束，先前几十年增长顷刻间化为乌有。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此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新政、宪政、革命、共和，直至1915年重回帝制。中国在短短二十年，模拟、实验了人类历史上几个阶段的体制，一波比一波更激进。中国人始终不解的一个疑团是：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不敌蕞尔小国。这种追问120年从未间断，探究出许多不同的结果，其中一条最引人关注，那就是许多人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并不反映中日两国真实力量，而是李鸿章不敌伊藤博文。因此，许多人将中国之败尽归李鸿章一人。
东西之异不是西方人先走几步，而是东西两种文明代表了两个时代。如何基于现代工业文明重构日本政治制度，是伊藤博文此后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后成功的关键。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实际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构建的制度战胜了李鸿章那代人坚守的“中体西用”。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打了几十年交道，只是将一场战争的输赢完全归于一两个人，似乎太简单。
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甲午战争失败是李鸿章等人决策、指挥失误，而日本的成功，就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的侥幸。历史当然可以这样书写。只是将一场战争的输赢完全归于一两个人，似乎太简单。所以，梁启超在为李鸿章作传时强调：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梁启超不同意将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归于李鸿章，引申强调，由于特殊条件，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就中方而言，简直就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李鸿章或许没有西方论者、梁启超所说的那样高大，但李鸿章确实是一个令对手敬佩的人，几十年与李鸿章数度交手的伊藤博文，不止一次表示，李鸿章是中国少有的有能耐与列强一争长短的人。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打了几十年交道。某种意义上，甲午之战是中日两国为朝鲜前途而战，又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两个人的战争”。
甲午战争即便经过马关议和认真算账，大致了结，但在李鸿章、伊藤博文的感觉中，事情依然没有完。第二年，李鸿章不管年迈路远，也不管朝野风言风语，风尘仆仆前往俄、德等欧美国家，为晚清前途奔波。又过了两年，辞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的伊藤博文前往中国游历，抵达北京迅即前往贤良寺拜望李鸿章，除了表达自己对这位前辈对手的敬意，不忘顺带讥讽李中堂此次欧美之行为中国在北方“建造了一个伟大势力的屏障”。(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570页)
李鸿章、伊藤博文均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东亚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的差别，那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相比，还是因时代落差稍逊风骚，缺少了一点现代远见。
基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被打败后的被动觉醒，李鸿章在追随曾国藩的时候，确实发自内心相信中国文明的永恒，相信中国文明并不会因为暂时落伍而退出。李鸿章那一代人不明白中西之异不是先进与落后，不是西方先走了一段，中国可以赶上来。
伊藤博文在这一点上就比李鸿章高明些，毕竟伊藤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参与者，青年时代又有机会留学英伦，目睹并真切体会了西方的富强，知道富强对西方来说只是表象，支撑富强的还是制度、文明因素。东西之异不是西方人先走几步，而是东西两种文明代表了两个时代。如何基于现代工业文明重构日本政治制度，是伊藤博文此后政治生涯的全部使命，也是日本最后成功的关键。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实际上就是伊藤博文那代人构建的制度战胜了李鸿章那代人坚守的“中体西用”。
基于“中国中心主义”，李鸿章无法容忍“宗藩解体”，只要还有可能，李鸿章那代人一定会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
李鸿章给晚清的贡献在洋务新政，他与乃师曾国藩等人发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体制革命”，从强兵到富国，开启了“同光中兴”。
但是，李鸿章不知道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究竟在哪里。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很早就根据在欧洲的实地观察提醒李鸿章，西方的富强并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更不是那点坚船利炮，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中国必须抛弃“中心主义”错觉，必须抱有欣赏的态度看待西方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学习西方。无奈，李鸿章那代人没有办法从传统中走出，他的理念还停留在“中国中心主义”，不愿直面那个真实的世界。
基于“中国中心主义”，李鸿章无法容忍“宗藩解体”，只要还有可能，李鸿章那代人一定会继续维护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所以，当日本吞并琉球，废藩置县时，中国没有帮助，是因为力量不具备。当中国稍有力量，法国人试图染指越南时，清政府出兵抗争。因此，当日本试图踏上朝鲜半岛，李鸿章当然不会同意。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除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就是对日交涉。
与李鸿章情形相当，伊藤博文几十年政治生涯，一方面引领日本走向世界，渐渐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就是地缘政治，就是与朝鲜，与中国交涉。不过，日本毕竟经过“近代化”洗礼，日本对朝鲜的觊觎、染指，在近代早期，即在“日韩合邦”之前，也就是说，在伊藤博文被刺杀之前，说到底还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藩体制。
像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一直试图打开朝鲜大门，通商贸易。但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像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中国的帮助不可能进入。而中国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很难主动帮助各国进入朝鲜。所谓“藩国自主”，就是告诉各国不要这样想。
西方各国没有顺利进入朝鲜，只有日本既有迫切需要，又懂得“藩国自主”真切含义。日本利用1875年“云阳号”事件，软硬兼施让朝鲜与日本达成通商协议，即《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是朝日直接交往的开始，是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日本的这种安排。此后几年，中国绝地反击，利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重新夺回了对朝鲜的控制权，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宗藩体制中，尽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藩邦仅剩下朝鲜一个。
为甲申政变善后，伊藤博文专程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此时正忙于越南问题善后，担心日本借题发挥，让中国两面受困。特别是，李鸿章很清楚，甲申政变在最后关头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转机，主要是因为驻扎在朝鲜的袁世凯当机立断，率兵冲进朝鲜王宫，赶走了日本公使。
李鸿章担心伊藤博文在这些细节上纠缠，不料伊藤博文出于更远的考虑，大度接受了中方的解释。
伊藤博文的大度让李鸿章感动。感动之余，李鸿章做出一个令人诧异的自选动作，郑重其事告诉伊藤：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六，37页)
李鸿章显然是对伊藤立场的善意回应，其作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伊藤预想。伊藤对这段话非常感动，希望两国按照这个思路共同维护东北亚稳定。
战场上不如人，使李鸿章的外交处处吃紧;而战场上不如人，又使李鸿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像伊藤博文那样改造体制
李伊天津交涉，现在的讨论众说纷纭。不过，也必须承认，李鸿章的“大议论”让中国先前一直不愿承认的问题发生质变。朝鲜不再是中国一家的附属国，朝鲜如再发生类似壬午、甲申之类事情，中国出兵时，一定会告诉日本。而日本也有类似权力。这远出乎日本的期待。当然，这个共识为十年后的战争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1894年5月底，持续数月的东学党抗争让世界各大国心烦意乱，各国在朝利益受到威胁，各国军舰云集朝鲜周边。中日两国由于地缘之便，利益最大。朝鲜政府没有力量稳定秩序，中日两国驻朝外交官格外焦虑。日本希望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出兵朝鲜。李鸿章碍于十年前的共识，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无奈，朝鲜局势日趋恶化，朝鲜政府郑重其事请求中国出兵。
朝鲜的请求使中国找到了法理依据，日本的推动说明他们在这个时候承认中国与朝鲜具有特殊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是《江华条约》后巨大外交收获，因此，李鸿章稍事犹豫还是派兵援朝。
李鸿章记得十年前的约定，他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通报出兵消息。日本在获悉消息后，迅即成立大本营予以应对，其规模、动机，不能不让人忧虑。
对于日本的动机，李鸿章没有恶意猜测，但鉴于朝鲜局势在清军抵达后渐趋平静，李鸿章建议中日共同撤军。无奈，日本内部强硬派久欲扭转在朝被动，节外生枝提议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日本的动议蕴含着对中国宗主权的否定，因而李鸿章不愿答应。李鸿章没有利用外交渠道与伊藤博文直接交涉，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更没有与日本在朝鲜顽强对抗的预案，结果让日本占了上风。高升号事件、成欢驿之战、平壤之战，直至黄海大战，中国一路溃败。不得已，李鸿章在1895年春前往马关，与伊藤博文谈判。
马关谈判关涉两国利益，最后达成的协议也是中日两国地位转变的分水岭。经过数轮艰难谈判，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终于达成共识，并经两国最高层同意。这不是李鸿章的私事，也不是他可以独自作出决定的小事。但毕竟此次损失太大，李鸿章在4月15日下午最后一次会谈时依然竭尽全力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近乎哀求伊藤博文尽量让些赔款数额，哪怕作为一个老人回程旅费。李鸿章的哀鸣并没有打动伊藤博文。
战场上不如人，使李鸿章的外交处处吃紧;而战场上不如人，又使李鸿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像伊藤博文那样改造体制。吃一堑长一智。甲午战争的失败即是近代中国前半段的结束，如果从资本主义发展，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如果没有甲午一战，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维新。
历史的因果关联很难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纪晚期东亚格局的转变，如果不是李鸿章、伊藤博文两人，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