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是三国时辅佐孙伯符、孙仲谋安定江东之功臣，东吴的第一谋士及军事家。他一生的最高军事成就乃是指挥了发生于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此次战役的结果是全盘粉碎了曹孟德南下进而统一中夏的战略意图。此战公瑾以五万江南健儿大破曹操的二十余万北军，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当然，近日有另一种说法说赤壁之战是一场遭遇战，不过这也是一家之言，尚在商榷之列，即使真的是一场遭遇战，周公瑾也还是以少胜多，击破了曹孟德的南下计划。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
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赤壁之役，十分明显地显示了汉末军事家和谋士们，在“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一道上以及研究行军用兵之道方面所达到的高明程度。鲁子敬是名士，诸葛孔明是名士，孙策令文中给他的评价，及其与蒋干的对话，蒋干对他的品题，都可证明周公瑾也是个名士。
在曹操南下荆州的时候，张子布等以畏敌的心理，提出三大难题：第一，曹挟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于义不顺。意同沮授之谏袁绍，说明荀文若迎汉帝都许之策，在当时一般人的头脑中，可以起一定作用。第二，曹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第三，众寡不敌。从地形兵力，据事实立论，颇不易驳斥。周公瑾首先提出：操非汉相，而是汉贼，驳倒第一道难题。以北军不习水战，虽得刘表战船与长江之险，却不能利用，破其第二道难题。以“十五六万疲病之卒，御七八万狐疑之众”，兵虽多不足畏，破其第三道难题。再进而指出对方的短处：一、关西未定，不能旷日持久，与我相持。二、天寒，马无草。三、北军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孙子所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周公瑾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孙子说：“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司马法》：“新气胜旧气。”周公瑾正是有一股朝气或新气。曹孟德在不战而得荆州之后，则是一股惰气杂以骄气。而张子布辈则是头巾气未除，加上一股暮气。故闻“水步八十万”之虚声恫吓，便自茫然无措，从表面现象来立论。而周公瑾在强敌之假象前，神志不为之摇，剖析敌情，入木三分。进驻夏口，先占地利。心细如发，气壮如山。孙伯符谓之“英俊异才”，刘玄德叹为“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洵不虚也。
以“枭雄”目刘备，以“熊虎”目关、张，品题恰到好处。而“徙备置吴”，娱以“宫室”“美女”，拆开关、张，“挟与攻战”之计，老谋深算，何等可畏。程仲德辈，何曾想到这一层，只是劝曹孟德动刀耳！人之高下，计之长短，其相去又岂可以道里计哉！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此绝妙谈辞，又五言佳句也。公瑾平生精于音乐，又安知其不能诗耶？
一方大败之后，内部必不能稳定，尤其是以力服人者，此固另一方进取之机也。“取蜀并张鲁，进据襄阳以蹙操”，制敌机先，规模弘选，与孔明隆中之策，大半不谋而合。惜乎后继者不能承用其方略。孙仲谋与曹孟德角力于合肥濡须之间，自守而已，无进取之志矣。
曹、孙、刘赤壁之战(208)，乃中古史上一大事。曹胜则汉末二十年分裂之局，可复归统一。以曹孟德之明智，在众多从汉末遗留下来的、有高度学术及操行修养的名士们的辅佐之下，可能做成比较像样的统一事业。孙、刘胜，则三国鼎立之形势以成，战祸再延长七十年，民力物力，消耗殆尽。尤其糟糕的，由于分裂的时间长达九十年，人事推移，新陈代谢，一些在汉末分裂之初，饱经忧患，具有非凡才能的政略家、战略家全数死光，政权却落到一些袭祖父馀荫的纨绔子弟手里。由他们中间的一个，摘下了烂熟的统一之果，是为西晋王朝。西晋的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无经国之远谟，无防患之预备，一味埋头陶醉于腐化享乐之中，终于弄到骨肉相残、萧墙祸起。在阶级矛盾及种族矛盾的激化下，不到二十年，又使中夏陷于血泊之中，导致三百年南北分裂之局。这一代价，真是太大了。客观上不得辞其咎者，第一是周公瑾，第二是诸葛孔明。
秦末自陈涉首难，至项王乌江之败，才八年，天下复归一统。新莽之季，自新市、平林兵起，至公孙述败死，凡十五年，天下复归一统。隋末自李密起兵，到刘黑闼之败，才八年，天下复归一统。元末自方国珍起兵，至徐建入大都，凡二十年，天下复归一统。大起义后，群雄角逐之最后获胜者，其君臣之才智，必较杰出。他们在广泛而频繁的斗智斗力中，不断丰富了政军两方面的经验。他们对前朝的弊政，直接或间接尝过味道。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民间的疾苦，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上分裂的时间短，有不少前朝遗留下来的人才，可资利用(分裂的时间愈短，则可资利用的人愈多)。这在政治的沿袭和制度的变革方面，便不致中断或走错路。两汉唐明四朝之所以立国悠久，文治武功，炳耀史册，统一全国的过程短，由角逐优胜者，亲自在政军两方面，为新朝奠定巩固的基础，是一大原因。而西晋则否。且其政权之由来，是乃祖乃父靠阴谋手段取得(不少名士，被牵入政治漩涡，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其政治道德，较之曹孟德，尚差一大截。悖入悖出，原不足怪。所可痛惜者，带累中夏之民，无辜遭池鱼之殃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