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贵族有贵族的风流,武士有武士的风流,而僧人也自有一番风流。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国文化,更善于取舍,对于佛教也是趋利避害。日本人既要享受做和尚的好处,也要保存人欲,一个民族的禁欲文化主要来自其民族的原始宗教、民族的传统道德,在日本既找不到禁欲的民族宗教,也没有形成禁欲的道德传统,因此,日本尽管引进了印度和中国主张禁欲的佛教,但他们在守色戒方面并不能坚持很久。
自圣德太子公元600年遣使来中国求法,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之后,日本的贵族官僚纷纷建寺出家,于是官场的污秽进入了这本来应该清静的世界,有时候佛教竟成为统治人们、迷醉和欺骗人们的精神鸦片,寺院成为政治斗争的避难所。道镜事件之后,日本朝廷为了摆脱寺院和僧侣对政治的控制,一边迁都平安,一边整顿佛教,解除了山林修行之禁,日本的山岳佛教因此发展起来。新兴真言宗的空海和尚(774—835年)曾严格要求他的弟子隐身山林,严禁门下的和尚接触女性,更严禁女人上山入寺。但此时,酒色财气早已熏染了日本的佛教,而且禁欲毕竟不适应日本开放的民族性,所以持戒难以持久。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尽管一开始是不假思索地全盘吸收,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要加以选择甚至改造了,让它日本化,符合日本人的人性。佛教的色戒是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根本冲突的,到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天台宗延厉寺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再次控制政治、影响政权,寺院不仅拥有享有巨大特权的“不输不入权庄园”,而且豢养了大量的僧兵,这些人名为和尚,实乃光头武士,其跋扈连朝廷的武装力量也没奈何,谈何守色戒、不近女人?
佛教密宗是纵欲的,因为它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乐”思想和实践,密教的流行使佛教从禁欲走向纵欲。空海的真言密教虽在日本大行其道,但其后来流行的原因可能与祖师的初衷相左。佛教是禁止弟子娶妻生子的,谈论这样的问题至少说明持戒不坚,但当时日本的僧人、尼姑谈婚论嫁、议论风流潇洒的比比皆是,比如日本中世著名的随笔作家吉田兼好,本来是一个和尚的他却在随笔集《徒然草》一书中总操心这样的问题:
不用说,埋头家务治家有方的女子,实在不值一提。生了孩子,一心珍爱孩子,令人厌烦。男人死后,女的入庵为尼老气横秋的样子,即使是男人死后也令人扫兴。不管是怎样的女子,朝夕相处相见,就没了吸引力,也就厌烦起来。作为女的来说,被丈夫讨厌,又不能离去,会处于悬在半空的境地吧。因此,住在另外的地方,男的时常去女人的住所宿夜,即使是经年累月依然是断不了的情侣吧。男人突然来访宿夜什么的,女人一定感到新鲜吧。
吉田兼好是一个天生的和尚,据说他8岁的时候就曾向父亲请教“佛为何物”。虽然他有如此早的觉悟,却在31岁的时候才出家,大概是在体验了婚姻生活之后才这样做的,不然他何以喜欢思考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