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回师东北，本有成功之希望，但终归失败，分析其原因，要为下述数点：
1物质上。我们起事后，奉天的补给断了，钱也没有了，军队从关内仅带些弹药、服装等配备出关。刚巧，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官兵服装不够，有些穿的非常单薄，影响士气颇大。
2精神上。军官与郭有相当关系，才跟郭走，但有些总觉得郭是造反，所以士气一直不盛。至锦州后，问题越趋复杂，困难越多，行军就慢了下来(士气好，每天可走五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由于士气差，有些只走二三十里)。而张学良的招抚也发生了作用，张说：“能打垮我们，也能把日本军队打垮吗？”有些军人与张不无关系，军心终于动摇。至于少数日本炮兵伪装冒充奉军，影响本来不大，可是对那些没头脑的军人还是起了吓唬的作用。开最后一次军事会议的时候，郭先生曾反复地说着：“打不上去！打不上去！”我猜想郭可能知道军心有变，情形不对，但不对到什么程度，没有把握，最后终于出走。假如当时军中将领能与郭先生同心同德，勇往直前，日本也许抵挡不了(郭先生的军事布置我不清楚，当时我曾建议由辽阳或铁岭迂回取沈阳，此与蒋先生北伐时绕道济南撇开日军的情形相似)，而日本也知道我们会承认他们在东北的权益，因为这不是短期内所能排斥掉的，所以在我们进入二十华里的限制内，日本并未开火。又假如我们当时能再持续一两天，待冯军进入天津，我们有了后援，纵使兵暂缓进入沈阳，我们还有与日本妥协的时间和可能性，那也许我们还有胜利希望。但因瞬息万变，阴错阳差，郭先生终于走了，失败的命运也终无法挽回。
3联系上。李景林本来是合作的，郭没有料到他的态度会变，结果使郭与冯的交通中断，形成孤军，没有后方，终难维持长久。郭曾派人去联络吴俊陞，而吴终被张作霖拉回去，阚朝玺曾派人来，而郭却瞧不起他，这两人都没有联络好，实在是一大失策。
留在沈阳的两部分队伍——北大营的学生教导队与东山咀子的军官教育班，也都没有联络好，结果他们没动，假如当时他们能够响应，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日本要袒张，也将无从袒护起。
4外交上。郭先生个人对日本非常厌恶，我们几次跟日本军人接触，郭也曾派蔡多祥至日本(事后我曾想：派蔡赴日实非适当人选，盖蔡过分忠厚，与日又无渊源。若派殷汝耕或林长民，或两人同去，情形可能会好些)，但所讲的话，都非常郑重。我首当外交之冲，郭未曾表示对日妥协，我也未曾做此建议。郭是爱国的，他只肯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从没想到给予进一步的承诺，他绝不肯出卖权益以谋求对日本的妥协。
而日本军人觉得：我们与冯玉祥联络，冯是赤化危险分子，我们亦然，若进沈阳，总不如张作霖易与，能帮张还是帮张。我想，日本与张交往历有年所，他们双方关系密切，任何人都不如张更亲日。日本助张，终成为胜败之重要因素。
5思想上。奉天一般的物质生活，除比不上中国其他大都市外，较普通省份要优裕，学校开办得早，从清末以来就特别注意新式教育。但却缺乏南方的革命精神，保守消极，毫无思想，有开荒精神，缺文化基础。郭在奉军中是张的部将、新派的领袖，与老一辈的合不来，处境颇苦，更不能表露改革意见。当时军中充塞着军阀思想，只知服从命令，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哪懂积极作为？所以当他开始回师壮举的时候，除了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赞同外，余皆莫名其妙，在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我想这是导致郭失败最重大的原因。
综合上述的因素，加上郭当时身体不好，能为他筹划者又不多(他跟我谈得来，也相信我，但因他忙，入关后未讨论过全盘大计，都是临时有事商量而已)，一个人考虑、筹划终难完美。有欠周详之处自然难免。事后回想郭似有力取而斗智次之的味道。故终免不了失败之厄运。
事情虽然失败了，但对东北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郭先生不进关的主张，引起了不少的同情，以后王永江省长的辞职就是一例。据说回师战起的时候，张作霖同意以后不再进关，及后张又入关，王遂辞职，张对他也无可奈何。而此举不仅关系奉系内部的离心离德，就是以后张死日本之手、奉系没落、东北知识分子排日以及日本以此为借口发动九一八事变等，也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