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秦帝国的历史来说,应该算的上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了。不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北却匈奴,南征南越的地缘扩张,已是非常难得了。这些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那些浩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够实施,所依靠的其实是诸侯国们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资源。以胜利者姿态成为中央之国之主的秦人,当然有权力这样做。只是相比于六国各自都有的,数百年的历史来说,新生的帝国毕竟太过于年轻了。
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真正的安全期是在大部分的人民和精英阶层都出生在这个国家。换名话说,只有当那些前朝的遗老遗少们,被自然淘汰掉,换代的民众都有了新的国家认同感后,王朝的稳定期才会真正到来,这和所谓的“三代培养贵族”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看,秦人在学习统治中央之国的政治技巧上,反倒没有周人做的好。
经历过那么多年残酷战争才得到天下的秦人,当然也是会想办法防止那些前朝遗民危害新生的帝国。他们所做的一项重大决定,就是把六国的贵族,都集中到咸阳居住,以便于监督管理。
问题是,真正感受到压力的,并不只是这些贵族。那些底层的百姓,同样无法适应秦人那种以法家理论武装起来的,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这个农业社会来说,一个新生的王朝通常只要整合好了上层建筑,就不会遇到问题;但如果你不去试图大幅度的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那么你的麻烦就来了。秦人过于集中的管理方式,就让他们的帝国很快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最先给帝国制度麻烦的,是两个对我们这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来说,非常熟悉的人。我想只要是学习过小学历史的人,都应该对陈胜、吴广之名熟的不能再熟了。如果你来自海外,碰巧又对历史不感兴趣,也不要紧。只要在天涯泡上一段时间,也会经常听到一句话:“现在的中国就差两个人了”。不管你之前清不清楚这两个人,现在心里肯定都想到他们是谁了。那么恭喜你,答对了。这两个人就是陈胜、吴广(肯定不是陈水扁和吴淑珍啦)。
陈胜、吴广的那次“起义”,之所以在我们的教材中定位这么高。是因为它被定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在此之前,也并非没有类似的举动,只不过既然我们的历史把秦朝作为“封建”时代的开始,那么之前的“起义”的主体当然就只能是奴隶了。这种硬生生的用西人的方法,来套用中国历史的情况,自然是非常不严谨的。只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不是这些学术问题了,所以也就不展开了。
抛开套在陈、吴二人身上的阶级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倒也算得上是开启了“起义”的先河。毕竟秦人当时的高压统治,已经无法让他们成为“义”的代言人了;而诞生出“揭竿而起”这句成语“大泽乡起义”,在当时也的确第一个在秦国外强中干的身体上,撒开了一道口子。正是有了这道口子,那些六国故地纷纷而起的“义军”,才最终葬送了始皇帝千秋万代的梦想。
秦末楚地主要义军示意图虽然在我们学习的历史当中,陈胜、吴广的名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陈胜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在那次看似偶发的起义事件中,所隐含的是陈胜超出常人的政治头脑,以及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我们知道,在正史的解释中,所谓的“大泽乡起义”,是由于陈胜、吴广以及900余人被征发至燕山南麓的“渔阳郡”戍边,在行至“大泽乡”这个地方时,由于暴雨冲毁道路,延误了行程,而引起的民变。无论是史记,还是后来的阶级论,都认定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按照秦朝法令“失期,当斩”。不可否认,就当时被鼓动的900余人来说,应该是相信这个判断的。因此才会在陈胜“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鼓动下,揭竿而起的。问题是秦朝的法令虽然严格,但对于雨水阻隔这种不可抗力,造成的延误,是可以免除处罚的。这一方面应对古人顺应天时的基本态度,也符合立法的原则。作为带队的屯长,陈胜并没有理由不知道这点的。
实际上从后来陈胜的种种举动来看,他的这次行动是经过详细规划的。甚至可以说,即使没有大雨冲毁道路的事情,亦或干脆没有征发他去戌边,陈胜都应该会找机会组织他的“义军”的。从这个角度看,陈胜能够留名于历史,并非出于偶然。虽然我个人经常说,我们现在所描述的历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本历史,或者说精英历史。但这并代表不会去分析那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思维和行动。只不过在我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在于能够冷静的分析情况,顺势而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历史是由精英人物所创造的。
陈胜的成功起义,首先在于他选择起义的地方在“楚”地。尽管史书中没有记载陈胜和这900多农民,是从哪里起程的,但从行进的路线来看,他们都是楚地之人无疑。在秦灭六国部分,我们已经清楚了,虽然楚国并不是最后一个在政治上亡国的诸侯国,但秦灭楚之战,却是秦人所打的最后一场大战,在这个过程中,秦人也吃了他们最后一次败仗。在攻灭了楚国之后,偏安于山东半岛的齐国,与躲到边缘地区的燕、代(赵)两国基本就在无抵抗的状态下亡国了。也就是说,在楚人乃至六国遗民的记忆中,最新鲜的抗秦案例,就是由楚人所创造的。而楚国本身就特点鲜明的地缘文化特点(与北方文化的差异,以及更加自由的生活态度),更让他们成为最不适应秦人高压统治的六国遗民。
如果按照最终的目的地渔阳来看,即使是秦国的法令规定暴雨冲毁道路这种情况,也要受罚。在后面漫长的旅程中,陈胜和他的九百农民也有很大的机会把时间抢回来的。从时间的角度看,陈胜、吴广这么早发难,似乎有点早(还没到逼到绝路的境地)。当然,如果你早就想好的要起事,只是在寻找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从大泽乡(现安徽宿州南)再往前走,就可能会丧失这个机会了。简单的看一下所附的《秦末楚地义军分布示意图》,我们就会发现,如果陈胜他们再往北走的话,很快就会进入中原腹地。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到了楚地的边缘。对于这些出身于楚地的农民来说,如果走出了乡土之地,再想一呼百应的话,就很困难了。虽然六国遗民们,对于秦人的高压统治都有不满,但你并没有把握他们会愿意听一个“外国人”的话。
另一个被历史所忽视的细节告诉我们,大泽乡这个起义的地点,很有可能是精心策划过的。当我们为大泽乡在地图上定位时,会发现现在已经没有了“大泽乡”这个地名,取而代之的是隶属于宿州市的“埇桥区”。也许有一天,希望以旅游拉动当地GDP的领导们,会试着重拾“大泽乡”这个高知名度的地缘标签。谁知道呢,反正现在大家都这么干。
在现在的埇桥区境内,偏东南方面,有一个地名叫作“蕲县镇”,大泽乡起义的故址正是在它的东面。在秦帝国的行政规划中,“蕲县镇”的后面是没有这个镇的。
说到“蕲县”的这个“蕲”字,如果前面的内容看的仔细的话,会感到眼熟(估计没几个人记得),因为在秦灭楚之战中,秦将王翦正是在“蕲”这个地方,大破楚军。为楚国和六国,赢得过最后一场胜利的楚国统帅“项燕”兵败被杀(楚人相信他是自杀的)。也就是说,陈胜选择起事的地方,正是十四年前项燕以身殉国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地方,假借楚人心目中最为崇敬的英雄——项燕的名义,号召楚国遗民来复兴楚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选择了合适的地点(蕲地)、合适的方法、合适的精神领袖(项燕)。陈胜、吴广和他的九百余人队伍,迅速得以壮大,并成为了整个楚地抗秦力量的领袖。不过如果陈胜的政治才能仅限于此的话,那么他并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历史地位,并引发一场席卷整个帝国的战争。
本文由中华书会特约作者:温骏轩(地缘看世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