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民国总统后，徐世昌竟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才肯办理民国大小事宜，成为当时的笑柄。那么，徐世昌为什么这么做呢？无非是为了示好前清遗好，获得支持，这种两面讨好的性格也为时人诟病。
但是，徐世昌晚年拒绝做汉奸，坚持了民族气节！
中华民国的文治总统
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但他又能与袁世凯保持距离，进退有度，在袁世凯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民国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他为国务卿 。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 。他“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召开“议和会议” 。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故，年85岁，先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后同夫人一起归葬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苏门山下。6月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徐世昌下褒奖令，以颂扬其爱国忠心 。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30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人集》等，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当上了总统，为啥还要轻视清朝逊位皇帝
民国六年（1916年），袁世凯一死，徐世昌见国事难为，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
徐世昌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世昌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暴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徐世昌晚年
拒绝做汉奸！
徐世昌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
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
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徐世昌过80岁大寿。早在1930年，他就亲笔写了几百幅对联，准备届时赠送来宾。寿辰前几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张筵席。当日，从早到晚，贺宾盈门，络绎不绝，大多为北洋军阀及旧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还有清朝遗老、贵胄以及以“中国通”而闻名的美国人福开森等数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不请自到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华北党务的方觉慧了，他的到来让徐世昌格外紧张和警觉。席间，徐家人特为方觉慧敬酒，并送他对联、条幅等，以表谢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领悟很深，为此他曾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金梁等人曾是徐世昌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溥仪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然后推辞。是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当时曾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来津诊治。谢元甫检查后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疗，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85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