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看到这个题目肯定会觉得纳闷，到底谁赢了鸦片战争？肯定是英国人啊。没错，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告诉过我们，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没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可是如果你去翻看当时清朝君臣之间的奏章往来，也许你就会产生怀疑了，他们非但没有损兵失地、丧权辱国的悲痛，反而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许多官员还因为鸦片战争升了官，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到鸦片战争前夕，欧洲已经在轰轰烈烈地掀起工业革命的热潮，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更是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建立了“日不落”帝国。而此时的中国，皇帝道光碌碌无为、官场腐败横行、知识分子奴颜婢膝、国民愚昧无知，国防弛废，民生艰难。中国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浑然不知，还做着自己“天朝上国”的美梦。
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战争的结果早已注定。可是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朝廷上下都没有意识到这点，所有人都大唱高调，你英吉利“蕞尔岛夷”与我大清“天朝上国”交战，还不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可是结果恰恰相反，英国人只用了几十条战舰，几千士兵就将偌大的中国打的一败涂地，英国军队在与中国的每一场战斗中基本都是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在中国和英国的首战——定海之战中，英国舰队只炮击了九分钟就将中国的海岸防线摧毁，然后轻而易举地登陆并占领了定海。
此时的两江总督伊里布因为曾在云南任职，镇压少数民族叛乱有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总管浙江沿海军务。刚上任的伊里布认为自己既然曾经成功剿灭云南的“蛮夷”，对付英国这些“岛夷”自然也不在话下。可是不久后他就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肯能战胜这些“岛夷”，更谈不到道光皇帝所交代“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可是他又不能将这个情况报告朝廷和皇帝，只能一面以各种借口迟疑不进兵，一面暗中与英国人谈判。
伊里布在与英国人谈判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大皇帝格外施恩，准尔通商，尔等将何以报答？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好一套标准的官场话术和官场思维啊。在伊里布眼里，英国人和自己一样都是上头下令来办差，只要能交代的过去，不搞砸了，大家就都能“复得命”、“下得去”。
可惜英国人并不是伊里布的那些官场同僚，他们也不需要伊里布给他们来上一堂名叫“中国官场行为指南”的课，根本不吃伊里布这一套。一头是朝廷接二连三地下令要求伊里布进兵，一头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人，伊里布被夹在中间受着夹板气，真可谓是焦头烂额。此时，事情有了转机，英军的一名上尉安突德带着一名士兵在海边勘测地形，恰好被海边的渔民捕获。伊里布以此为筹码再与英国人谈判，英国人也正好因为要南下进攻广州准备撤离，答应如果释放人质就撤军。伊里布释放了安突德等人质，英国人也如约撤离。伊里布就这样收回了原本就是空城的定海。
可是伊里布却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上奏给道光皇帝：“我兵丁于初四日午刻齐抵定海，该夷（英国人）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推出。我兵整众入城，登城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并饬赶紧起碇。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原本是接收已经被英国人主动放弃的空城，却被伊里布描绘成为“蕞尔岛夷”慑感念我“天朝上国”的恩威浩荡，不得不“免冠服礼”，交献城池。不知道的以为是中国打赢了呢。
英军南下之后，准备进攻广州。英国人依然不出意料地轻松击败清军，从虎门一路打到广州，并且扫清了广州城的外围，将清军逼入城中。英军占据了广州城周围的各个炮台和制高点，向城内炮击。清军统帅“讨逆将军”奕山瞒着皇帝和朝廷向英国人要求停战讲和。英国人提出了几个条件：
一、三位钦差（奕山、隆文、杨芳）及所有外省军队限六日内退出广州城60里以外；
二、7日内交出600万银元供英方使用；
三、款项付清后，英军撤回虎门以外，并交还横档及江中所有其他各要塞；
四、赔偿英国商馆和西班牙帆船“米巴音奴”号(实为英鸦片趸船“丹时哪”号)的损失；
五、广州知府（余保纯）应提出三位钦差大臣、总督、将军、巡抚盖章印之全权证书。
败军之将，不足言勇，毫无还手之力的奕山答应了英国人的条件，可是道光皇帝又必须要交代过去，那么怎么办呢？奕山编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据守剁兵丁探报，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当即差参将熊瑞开埤看视，见有夷目数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即唤通事询之。据云，有禀请大将军，有苦上诉。总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段永福向奴才等禀请询问，即差通事下城，问以抗拒中华，屡肆猖獗，有何冤抑。据称，英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
因新城之外，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肯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在奕山的描绘中，原来英国人冒犯我大清的天威，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大清不答应与英国通商，导致“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战场上“炮火轰击，不能传话”，打起来完全是个误会，英国不过是想“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几处细节的描写更是传神之极，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更难相信奕山说的其实是一派胡言，真是令多少编剧和小说家汗颜啊！600万的赎城费成了“商欠”，被迫通商成了是对“蕞尔岛夷”的恩赐，退军60里被奕山说成了是为了避免清军在城内滋事。
广州战事就这样被奕山“摆平了”。不仅奕山加官进爵，他保举的五百多名官员也一同跟着升官，朝廷上下都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
而说了实话，表明英军强大的琦善被认定为“汉奸”，判了斩监候；上书要求加强海防的林则徐，被发配新疆。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那则童话故事《皇国王的新衣》，国王明明是一丝不挂，可是所有人都因为权力的威慑说着谎话，最后倒霉的还是那个裸奔的国王。大清朝也在一次次的集体谎言中，安享自己“天朝上国”的美梦不愿醒来，最终走向灭亡。
不光是清朝，现在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在一些企业或者组织中，开会的时候各大小领导发言永远都是处于“师傅说得对啊”、“大师兄说得对啊”、“二师兄说得对啊”的沙僧模式中，局面永远安定和谐，形势永远一片大好，没有人敢说真话或者愿说真话直击弊端，大胆提出反对意见和不同观点，因为一旦说了就会意味着你是异类，你要被排挤被打压，领导不会给你好脸色看，以后升职加薪你就不要想了。不过我想，这样的组织应该是没有多少生命力和前途的吧。谎言何尝不是一剂鸦片，吃多了会上瘾、会中毒，这样的鸦片还是少吃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