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倭寇”词条，将其明确定义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在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强盗，戚继光则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严谨的态度来钩沉史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与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双屿港的主角其实是中葡商人，而谢氏血案的肇事者则主要是葡萄牙人。最早闹出争贡事件的虽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却是中国船：嘉靖时期，日本根本没有能力造出横渡东海的海舶，抵达中国的那两艘朝贡船也是早年永乐皇帝赠送给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的礼物。况且，明朝时蒸汽机尚未发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风，一年间往返次数受到极大局限，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期，各地领主混战不止，在这重重阻碍下，连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没有的日本人想要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那么，在嘉靖大倭寇风起云涌之后，其参与者究竟又是谁呢？
这张古画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双屿港极盛时期的场景——岛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中西建筑鳞次栉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数不清的白银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曾有历史学者称：“双屿港邻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借助浙东运河可与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京杭大运河连接，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所谓的“倭患”中领导者的身份。嘉靖年间，御倭官员王忬曾上奏朝廷，历数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随后的《筹海图编》详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名字及籍贯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明朝官员，福建长乐人谢杰则在《虔台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领的真实身份：“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可以说，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
再者，中下层的“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据《嘉靖实录》称：“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已经是史籍中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其他文献的估计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以上这些记录，皆出自倭寇同时代人的直接观察，拥有很高的可信度。
双屿港覆灭后，王直收集余部占领了舟山沥港，继续开展海上走私贸易。1553年俞大猷率官军攻克沥港，并放火焚烧，王直败走日本。事后，朝廷在此地竖立了“平倭碑”以示纪念，沥港自此亦称“平倭港”。从此，明清时的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解释这一沿海动乱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困难——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
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抗倭官员谭纶则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会被老鼠穿破。嘉靖时边防政论家唐枢更是洞若观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
这也合理解释了朱纨的悲剧——他颠覆双屿港，断了普通民众生路和豪门势族的财路，很快遭遇到闽浙权贵之朝中势力的围攻和弹劾。他不肯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留下了“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服毒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