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字仲珊，生于1862年，天津大沽人，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其排行老三。家里人口众多，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曹本生在船行里替人造木船的微薄所得，日子过得十分窘迫，家无隔宿之粮。饶是如此，好强的父亲还是倾尽所能让他们兄弟读了几年私塾。
曹锟读书颇有悟性，但家里无力再供，十五岁那年，便辍学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自谋划出路，做些小买卖。他的第一份职业是卖布。布料是从天津大商号进的，刚开始，他就搭个大口袋在肩上，迈开两条腿，一路走到天津卫，进好了货，就肩扛手提，到四下里的乡下叫卖。因为踏实、肯吃苦，生意就越做越大。很快，他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独轮手推车。凭着这辆独轮手推车，他在风里来，雨里去，自如地行走在各乡村市集间，大沽、保定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生意有了起色，父母都露出了舒心的笑。
可是，尽管这样营营役役、奔波劳碌，一年到头，曹锟的兜里却总剩下不了几个子儿。这，是怎么回事儿？原因很简单。他生性豪爽，喜欢武术，崇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那一套，爱结交朋友，动辄就拉人家下馆子。一来二去，朋友是交了不少，可是卖布赚来的几个钱也花得不少。更逗的是，有一次，他喝醉了，横卧在街头呼呼就睡。街上的劣童看有机可乘，就把他身上的钱全偷走了。梦后醒来，一摸口袋，钱没了！他只是笑笑，也不当一回事，拍拍口袋，摇摇晃晃就要回家。有好心人别人告诉他，你的钱是谁谁谁拿走了，你沿这条街，往哪儿走，就可以找得到他，要得回自己的钱。曹锟傻呵呵一笑，说，钱没了就没了，费那个事儿干嘛？
咦？奇了。众人像围观外星人一样，看他。他挠挠头，笑着说：“我喝酒，就图一乐；他们拿我的钱，也不过是图一乐，追着要拿回，就没什么意思了。”众人一齐晕倒。傻子呀，真是个不可理喻的傻子！也就从这时开始，曹锟在当地便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曹三傻子”！其实，曹锟这也不是傻，你说你钱偷都被偷了，多半已经被这些顽童拿去花个精光了，去他们家里闹，一则他们家长脸上无光，二则也不见得肯承认这回事，更不会痛痛快地拿钱来赔。去讨明知讨不回来的小钱，费时费力不说，还把乡里邻里的关系闹僵，何苦呢？还不如洒脱一些，磊落一些！所以曹锟若无其事，走了。这也充分反映出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直爽大丈夫！
往往，一个人，能吃亏，也就能做得了大事。古话不是说，吃亏是福吗？吃亏是一种包容，是一种忍让。一个能包容，能忍让的男人，在困难面前不但百折不挠，而且更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在往后的日子里，“曹三傻子”将会把这种“傻”更加发扬光大，而他也将迎来了他富于传奇而风光的人生。
李鸿章在直隶练兵的时候，年方二十岁的曹锟毅然决然地告别了他的贩布事业，应征入伍。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慢慢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觉得，自己实在不是经商的料。参军，也许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在军队里，他待人诚恳，处处表现出“曹三傻子”特有的“傻”劲：有好处都让给别人，吃苦受累则揽归自己，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对别人的横加指责从不分辩，对所有的刁难都逆来顺受，对上级交待下来的活儿更是任劳任怨。军队里的滑头兵都笑话他：真是个大傻子！殊不知，就是这样一个大傻子，却慢慢地赢得了上司的肯定。
天津武备学堂刚成立，上头准备拔一部分士兵进去培训，曹锟的名单就赫然在列！真是老实人有老实福啊。从走进天津武备学堂开始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轨迹悄然发生了变化。从武备学堂毕业，他先是在清将宋庆所部的毅军做了一名哨官。
不久，随部赴朝鲜作战.从朝鲜战场回来，恰逢袁世凯小站练兵，便前去投奔，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短短两年，他已经从一名士兵华丽转身，成功升为了一名军官。虽说已经成为了军官，他却从不在士兵跟前端架子，“傻”劲依旧，喜欢在士兵跟前自称老大哥，呼士兵为老弟，把士兵感动得天昏天黑。他还很低调，在每一个上司面前都卑谦地以小辈自居。他听说了，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也姓曹，叫曹克忠，很有些权势，人称“大帅”，便下足了资本，备上了厚重的礼物前去拜谒。
说来也巧，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惊喜地发现这个殷勤、会来事的小军官既姓曹，又是自己的老乡，心里高兴，非常热情地接见了他。寒暄过后，他还饶有兴趣地查了一番族谱。这一查不要紧，曹锟竟是他的孙辈！缘份啊！曹克忠更高兴了，当场提出要认曹锟为族孙。曹锟求之不得，福至心灵地跪倒行叩拜之礼。跪拜过后，曹克忠让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替曹锟说好话。这样，曹锟的军旅生涯有了质的提升。
他先是由帮带升为帮统，不久升统领，再由统领升统制。 曹锟的官大了，但他憨厚的性格似乎却没怎么变。他对于部下的军官兵士，一如既往的爱护有加。某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曹锟命人购置了一万件皮袍，给手下军官每人发一件。颁发皮袍大会上，他还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咱们军人向有‘同袍’之称，曹某人今天特意给在座诸位每人发一件羊皮袍子，是让‘同袍’二字名负其实。”也不知他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反正，他对“同袍”二字的歪解，取得了很好的搞笑效果，现场的军官士兵全笑作了一团。
当然，军官有赏，曹锟也没忘记士兵。他还买了几万袋面粉，每名兵士赏两袋。一下子军营里乐开了花，士卒乐于效命。山东督军张怀芝就是曹锟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口头禅是：“曹三爷是我长兄，他走一步，我随一步；他跑一步，我亦跑一步。”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逼宫，黎元洪大总统被迫出走，曹锟发电声明拥护总统府，张怀芝亦步亦趋跟着发电表示拥护总统府；不久，曹锟受段祺瑞拉拢，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声明，张怀芝也紧随其后推翻自己之前的声明。后来，曹锟做了直隶督军，张怀芝就提出要去山东任督军，说是“要跟曹三爷走也！”当时，就有人在报纸上作了一句打油诗，曰：“怀芝步步学曹锟”。
张怀芝之外，还有一个人不可不提。这个人就是北洋军阀里的另一个风云人物——吴佩孚。
1906年，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曹锟率军到东北作战。在战地指挥所，曹锟急需一张当地的地图，可是找来找去，把整个第三镇的军营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找到。曹锟急得满头大汗，团团转。最后，是管带吴佩孚提供了一张其本人亲自绘制的东北地图，这才解了燃眉之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曹锟对吴佩孚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两人通过深入交谈，曹锟更对吴佩孚倍感亲近、喜爱有加。吴佩孚是山东蓬莱县人，其诞生之时，父亲梦曾见抗倭英雄戚继光进入家门，便以戚继光的字“佩玉”其取名为佩孚，字子玉。恰好，曹锟也是戚继光的超级粉丝，有一次他家修新房子，盖了座花园，下人请他给花园命名，因为心里一直想着戚继光，曹锟就信口应道：“光园。”
当然，有共同的偶像这一点并不能成为曹、吴两人之间感情深厚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对曹锟有过救命之恩。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急调曹锟所部第三镇官兵入关，负责天津、北京、保定一线的京畿外围防务工作。不久，山西新军加入了独立行列，曹锟奉命率军前去攻打。队伍开进到娘子关，第三镇第三标部分人员在标统的带领下策划起事，他们准备处死曹锟，加入革命军。关键时刻，是吴佩孚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及时向曹锟做了报告，把曹锟从枪口之下解救了出来。也正因此，吴佩孚被曹锟提拔为第三镇第三标标统。
1912年2月，袁世凯即将就任大总统，却不肯赴南京就职，就授意曹锟带兵到南京迎袁专使住处进行捣乱，纵兵哗变。南京临时参议院被搞得不胜其扰，不得不通电同意袁世凯在他的地盘北京就职。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立下了大功的曹锟，官位一路飚升。他的救命大恩人吴佩孚也跟着行情见涨，步步高升。1913年，汤芗铭督军湖南，曹锟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某日，汤芗铭举行典礼仪式，请曹锟演讲，曹锟毫无准备，傻了眼。又是吴佩孚适时地挺身而出，上台演讲，替他解了围。吴佩孚的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得到汤芗铭的高度赞扬，表示要挖他到自己手下当旅长。
曹锟断然拒绝，随即任命吴佩孚为自己的第六旅旅长。可以说，吴佩孚日后能叱咤风云，成为乱世中的一代枭雄，与曹锟的赏识和提携是分不开的。吴佩孚也因此感觉曹锟的知遇之恩，全心全意效忠曹锟，效忠北洋政府。1915年9月、11月，曹锟先后两次以直隶代表名义恳请袁世凯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早日登基，并接受袁世凯的指派，率军前往四川镇压蔡锷的护国军。吴佩孚本人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但他还是跟着曹锟兵入四川，冲锋在前，先后取得了泸州、纳溪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当他进攻纳溪的护国军时，听说曹锟被高洞场的护国军围困在峡谷中，部众死伤殆尽，生命危在旦夕。吴佩孚杀红了眼，亲率几十名骑兵拼死杀出重围，长袭高洞场，成功解救出了曹锟。这已经是吴佩孚第二次救下曹锟了。什么也甭说了，曹锟自此将吴佩孚视为腹心，誓与之共进同退、不离不弃。他向袁世凯详细汇报了吴佩孚的战功，吴佩孚得授陆军中将。不过，这个中将函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因为，袁世凯称帝后仅83天便被迫下台，含恨死去。
群雄失驾，北洋军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各自为政，明争暗斗。曹锟凭借自身雄厚的兵力，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在吴佩孚的建议和协助下，曹锟大力加强军事训练，将自己的军队扩充成五个混成旅，积蓄势力，一枝独大。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对之进行讨伐。曹锟看准时机，振臂响应，得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以吴佩孚为先锋，一举击溃了张勋的三千“辫子军”。
此役结束，曹锟兼直隶省长，对吴佩孚的信任也更深了一层，也更加倚赖。帝制被推翻，共和国体制得到恢复，直系军阀的当家人物冯国璋当上了代理总统，段祺瑞重任总理职务。但由于北洋政府拒不肯执行《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了护法军政府，组成湘桂联军准备北伐。段祺瑞决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大发兵马南下镇压。曹锟任西路统帅，安排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身份任前敌总指挥。吴佩孚用兵如神，连克岳州、长沙、衡阳等重镇。一时间，曹锟、吴佩孚的威名响彻天下，盛极一时。吴佩孚更被称人们为“常胜将军”。
就在人们以为直、皖两派军阀会一直亲密合作下去的时候，段祺瑞为了建立皖系的独裁统治，指使自己的亲信徐树铮在北京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成立了一个名为“安福系”的政客集团。而徐树铮野心勃勃，竟欲夺取直隶。这一来，曹锟大光其火，遂以养病为名离开汉口返回天津。他这一走，段祺瑞所拟定的援粤总司令张怀芝也从江西回济南，南征受挫；驻兵衡阳的吴佩孚跟着发出罢战主和通电，直皖两派的矛盾开始加剧。此后，吴佩孚还多次串联湖南前线南北将领联电反对段祺瑞的主战政策。段祺瑞一筹莫展，只好致书参议院主选曹锟为副总统，以此来笼络直系将领。但这并不能挽回什么，直、皖两派军阀的合作已经到头了。
因为，段祺瑞为了推行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惜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向日本大量借款。甚至为了讨好日本，他还准备签字通过巴黎和约里将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归日本，卖国以求荣。段祺瑞玩得太过分了！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段祺瑞从一个“三造共和”的英雄人物彻底沦落为人人喊打的卖国汉奸、民族败类。
这一年年底，冯国璋死去，曹锟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直皖两派冲突继续。直系兵力相当强大了，已经从原先的5个混成旅扩大到了9个。国内“倒段” 呼声这么高，而自己的军事力量又已经具备，曹锟决定与段祺瑞决一雌雄，问鼎中央政权。第二年三月，吴佩孚等直系将领在曹锟的指挥下有次序地撤防北上。段祺瑞隐居团河，表面上闭门谢客，但野心不死，暗中调遣边防军集中北京一带，准备袭击吴佩孚。直皖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为了争取到孙中山等人的支持，段祺瑞宣布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同意开南北和会。而这边的曹锟也加大取胜的筹码，不断派人游说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自己合作。张作霖本有染指长江流域、雄霸中原之心，又是曹锟的儿女亲家，没有拒绝的理由。出发前，他试探曹锟说：“老段实力比你强，和他打，有没把握？”曹锟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把握，但子玉（子玉为吴佩孚的字）说有把握，子玉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这一句话，将曹锟对吴佩孚的倚重信赖之情彰显无遗。随即，张作霖与曹锟及其他一些军阀结成八省反皖同盟。
这年五月，吴佩孚突破张敬尧等皖系将领的封锁、堵截，顺利抵达武汉。曹、吴南北呼应。7月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委任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在同一天，段祺瑞针锋相对，成立了“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7月14日，直皖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的前三日，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但7月17日，奉军出兵参战，形势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皖军节节败退，最终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毁，段祺瑞自戕未成，被迫通电引咎辞职。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曹锟由原来的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的虚职改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因为派系不同，政治目的不同，分赃不均，施政方向上的分歧，直奉两系军阀的合作也不可能一直愉快下去。1921年6月，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辖区除了东三省外，还得到了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12月，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还组阁成为奉系内阁。直系的权威及既得利益受到了挑战。
1922年，直奉两系军阀终于兵戎相见，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曹锟本不愿战，但吴佩孚坚持要打。曹锟便发电报给他，说：“你既是我，我既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张作霖是曹锟的儿女亲家），信任吴佩孚之情，溢于言表。吴佩孚拥有了直系军的最高话事权，一心专事打仗，将奉军打得大败，12万奉军，仅有2万多人逃出山海关。直皖战争和这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将吴佩孚的功名和事业推到了人生的颠峰。而直系势力也成为了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曹锟一跃而成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但曹锟并不肯止步于此，他准备向更高的层次迈进。直系势力独霸了北京政政权，曹锟的内心急剧膨胀，不顾心腹吴佩孚的反对，想登上总统宝座。他对左右说：“北洋系袁世凯、冯国璋都当过总统，现在该轮到我了”。话说回来，曹锟是个老大粗，玩政治可是外行。想当年，汤芗铭在湖南邀请他做场演讲，他尚且怯场了，要做总统，这其中的难度系数太大了！
不过，这也难不倒曹锟。
在他看来，只要有钱，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他准备用钱砸出一条通向总统宝座的路，再用钱堆积成爬上总统宝座的天梯。为此，他暗中操作了一系列疯狂敛财活动：大批量逮捕制毒贩毒的奸商，勒索得数百万赎身钱；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数百万元；再向各省督军、省长伸手要“报效”费。前后共聚积得1500余万元。 有了钱，什么事都容易操作了。一切不可能即将变成可能。
当时客串做临时总统的是黎元洪。曹锟指使手下人大肆收买议员，为“驱黎拥曹”做准备。他宣布，从1923年1月起，凡愿意投票选举自己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月发津贴二百块银元。1923年6月，黎元洪被成功挤走。黎元洪一走，曹锟贿选的好戏就开锣啦。当然，具体的工作，是不需要曹锟亲自出面的，全由手下的政客打点。这些政客们成立了一个贿选机构——北京甘石桥俱乐部，明码标价，每位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价值五千银元的支票一张，选举后兑现，童叟无欺。在金钱原动力的驱使下，很多议员蜂拥前去领取支票，甚至一些原本反对直系的议员经受不起诱惑，也纷纷加入了选举曹锟的行列。
1923年10月5日，总统选举会召开，在总投票数为590张的前提下，曹锟得480票，位居第一；第二名为孙中山，33票；之下有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张作霖1票等等。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1票。 这样，曹锟终于得偿如愿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五任大总统了。贿选总统，乃是曹锟一生中下的最臭的一步臭棋。浙江籍议员邵瑞彭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众议院院长等高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数项罪行。孙中山随即在广州下令通辑附逆议员，并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起兵讨伐曹锟。
第二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亲率奉军新编6个军，向热河、山海关等地发起地毯式的进攻，大有鲸吞直军之势。曹锟刚刚改组了内阁，对战争毫无准备，仓促之下，匆匆委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全权负责军事。
吴佩孚亲率大军到山海关作战，战事空前激烈。就在两军乒乒乓乓地打得正酣之际，直系大将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囚禁于延庆楼，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1924年11月3日，曹锟被迫辞职引退。曹锟自做上总统，满打满算，不过一年零二十四天。不过，他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感伤。当冯玉祥的代表去见他，劝他退位时，他只是一连串地问：“子玉在哪？子玉在哪？”看对方没有回应，他就断然地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子玉即吴佩孚字)。看来，从布贩子到大总统，虽然历经数十年风吹雨打，当年的“曹三傻子”并没有大的改变，他还是那么直爽，那么痛快，还是那个“图一乐”的性情中人！花大价钱当总统，原本，在他心目中也不过是“图一乐”！随着曹锟下野，吴佩孚军心动荡，再加上冯玉祥与张作霖与的南北夹攻，终于溃败。吴佩孚从天津逃到海上，乘船经上海入长江，到武汉，后又返回到洛阳。
1926年，吴佩孚为报冯玉祥反目之仇，与张作霖尽释前嫌，把臂言和，在湖北东山再起，成功将冯玉祥逐出了北京。一直被关押在延庆楼的曹锟这才得以释放。重获自由的曹锟看破了红尘、厌倦了风云，隐居在天津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再也不问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