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草莽还是英雄都不能不好色，何况草莽和英雄集于一身的张作霖。美女，可以娶来，也可以到妓院销魂。
有人说，在评价民国历史人物时，被提及最多的词恐怕就是“奸雄”和“枭雄”了。一提“奸雄”二字，人们首先会想到袁世凯，而提起“枭雄”，第一个跃入人们眼帘的恐怕就是张作霖。何谓“奸雄”？一般用来形容既奸伪权诈，又韬略难测，老谋深算，既奸且雄的实力派;何谓“枭雄”？一般是指出身草莽，骁勇雄豪，不畏强权，雄而少奸类的人物。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生于辽宁海城县北小洼村。早年父亲暴卒，他早早地就品尝了人间的艰辛，也曾厮混于赌场，也曾提篮小卖，也曾投身于军营，也曾干过兽医，最终落草为寇。接连灭了海沙子、李二皇上、侯老疙瘩等十几股胡子，而最让道上朋友寒心的，是他诱杀杜立三。不久，张作霖官星高照，连升数级，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从一介普通军官成为省城军界的实力人物，要弄个奉天都督干干。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袁世凯要当皇帝，但是他深知改总统为皇帝不是件小事，于是征求各方意见。
1915年7月25日，张作霖带领一帮人马来到京城，住进了原奉天将军增祺的旧居，此时叫奉天会馆，位于北京西单旧刑部街路北，离“花柳繁华之地”——“八大胡同”不远。袁世凯召见张作霖的地点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
据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袁世凯会见客人有三个地方，在什么地方会见按客人的身份以及关系密切程度而定。在居仁堂前院，有一处叫“大圆镜”的房子，一般生客在这里会见，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头的一个房间，最熟的人或者重要的人才在楼东头的办公室见面。“他接见张作霖是个例外，张作霖当时是二十七师师长，他从东北来觐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见面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达对他的优待，却破例在办公室会见他。”
张作霖走进了中南海，什么都是新鲜的。见到袁世凯，张作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奉天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奉诏觐见，请大总统训示。”袁世凯和颜悦色的说：“张师长，现在是民国了，不兴这些跪拜大礼了，张师长坐下说话。”袁世凯说：“张师长颇能治军，二十七师很有实力，在东三省称得上劲旅。”张作霖答道：“不敢，二十七师办的不好，请大总统指示。”
为了装作粗鲁无知，胸无大志，张作霖左一句“妈拉个巴子”，右一句“操他个祖宗”，活脱脱一个山大王形象。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就曾在文章中写过，“张大帅自己不要钱，对别人手头很宽”。袁世凯身边的人都得到了张作霖的银子。第二件事，包妓院。他让部下将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石头胡同、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等“八大胡同”里的一等妓院全包下来。供手下享用。民国初年，“八大胡同”里的妓院分三等，一等妓院，叫“清吟小班”，顾名思义，“清吟”以饮茶、听戏为主，并不是只做皮肉生意。“清吟小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不仅色相娇好，而且能歌善琴，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在这里陪过客。
张作霖手下的那帮草莽出身的军人，整天在花柳巷出出入入，不仅不避人，而且大嗓门、说粗话，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秽声四播。京城里到处都在议论，奉天来了一帮武夫莽汉，是正事不做，成天搂妓女，逛窑子，真是土包子进城，专开洋荤来了。
其实，这正是张作霖的障眼法，他就是要秽声四播，让袁世凯等人以为他是一介莽夫，胸无大志。
袁世凯关切地问：“雨亭兄与手下在北京还习惯吧？”张作霖嘿嘿一笑：“我的那些弟兄从小地方来，没见过大世面，都忙着找乐子呢。嘿，这京城的婊子真带劲。”张作霖土里土气、颠三倒四的陋词莽语，他夸张地捶着腰，仿佛不胜劳累，让袁世凯忍笑难禁，原先的警惕全无。
张作霖一边吹捧袁世凯，一边不停地偷看室内摆设。当听到袁表扬他“忠心可嘉”时，马上说：“我就是大总统磨道上的驴，大总统咋吆喝，我咋走，还不会走差道。 ”说的时候还不停地用眼睛盯着多宝格子里的古玩和金表。袁世凯见张作霖盯上了金表，说：“你拿去作个纪念吧！ ”张作霖连声说谢谢。还拿过一把军刀递给了张作霖：“从此后，东北的事情就靠雨亭兄多费心了。”
8月19日，张作霖返回沈阳。结束了24天的北京之行。
张作霖技高一筹。平心而论，张作霖有别于一般的山大王，并不是只醉心于打家劫舍的勾当，他有野心，也有抱负，向往着如汉高祖、明太祖那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一再上书，向袁世凯表示：“如在东三省内有倡异论者，誓以死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斧加身，亦不稍怯”。像张作霖这样“忠诚”的，即使在袁世凯亲信中也是少有的。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决定于次年元月元日正式恢复帝制。 12月21日，还未登基的袁世凯，便开始论功行赏，大封劝进功臣。在长长的封爵名单中，袁世凯亲自在段芝贵的名字后面画了五个圈，一等公爵，排在前五位，在张作霖的名字后面画了两个圈，封二等子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