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讲，在民国人心目中，是没有“学区房”这个概念的，因为那时候小孩上学不受户籍限制，北京的学生可以到上海就读，东城的学生可以到西城就读，农村的学生可以到市区就读，只要你能通过入学考试（在民国上小学也有入学考试），只要家里出得起学费，想去哪所学校上学就去哪所学校上学。
但是民国学校在录取上也有点儿不公平：每一所大学录取新生，都是其附属中学的学生占优势；每一所中学录取新生，也都是其附属小学的学生占优势。入学考试的考题都是一样的，问题是附属学校的老师往往参与考题编写，知道每年的入学考试会出什么考题，讲课的时候捎带着都把考试重点给学生讲透了，所以附属学校的考生更容易考出好成绩。
教会大学录取新生的时候就更加看人下菜碟了，像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每年录取新生，都是优先选择教会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因为教会学校的教材多用英语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国人，把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和口语能力锻炼得炉火纯青，远远超过非教会学校里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未必会念的学生。
由于上述原因，民国的家长们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考入某某大学，首先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该大学附设的小学和中学；要是想让孩子将来进教会大学接受高质量的现代化教育（民国时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相对高过非教会大学），那就先让他去入门级的教会学校就读。
民国时代的交通条件远远没有今天好，想让住在西城的学生每天去东城上课，那是不可能的，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家长们必须把家搬到东城去，纷纷在东城买房或者租房，使学校附近的住房市场火爆起来。这样一来，类似今日家长抢购学区房的情形也就在民国时代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她很小的时候，父亲想让她将来能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于是把她送进当时北师大的附属小学——厂甸小学，他们一家人也就搬到厂甸附近的椿树胡同定居了。再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大陆女作家冰心，她父亲谢葆璋对教会学校严谨的校风和纯正的英语口语教学抱有好感，让冰心去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北京创建的贝满女中（今日北京二十五中的前身）就读，贝满女中旁边就是剪子巷，所以他们全家在剪子巷长期租房。
在民国时代，除了中小学生的择校问题对住房市场造成影响以外，各大高校的大学生更是给学校周边的房东和二房东带来了滚滚财源。例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内住宿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都在校外的公寓里租房。再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的上海大学，由于土地紧张，一直没有自己的宿舍，连教学楼都是租的，学生们只能租住附近的民房。
1929年，海派作家祝秀侠写了一篇《怅惘》，提到上海近郊的一个村落，村里农民盖了“平排五幢的房屋，专为邻近大学的学生寄宿”，房东为了多收房租，把房间隔得很小，“简直像火柴匣子一样，放下一张书桌、一个藤篮和一铺床，已经是打不转身”。相信今天在都市村庄租房的大学生读到这段文字以后，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