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苹如(1918—1940)，浙江兰溪人，中日混血儿，民国名媛，革命英烈。
郑苹如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郑钺(又名郑英伯)，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获法律学士学位。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同盟会，支持孙中山。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与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弟，国民党上海地区负责人、“中统”特务陈宝骅关系甚密，交往频繁，因此成了陈宝骅工作上的帮手。母亲是日本人木村花子，武士家族后人，是郑钺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婚后曾经移居中国，改名为郑华君。
郑钺与木村花子先后育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曾将郑苹如作为封面女郎，她的名媛身份和大家闺秀相貌让该封面大获好评。上海沦陷后，由于陈宝骅的关系，郑苹如秘密加入中统，成了中统的女情报员。她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
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曾一度被她深深吸引，她打算绑架此人，希望借此结束中日战争，后被上司制止该计划。她曾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邨，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但她咬定是为情所困而雇凶杀人，此事成为当年上海滩重大花边新闻之一。1940年2月，她被76号特工总部首领李士群瞒着丁默邨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连中3枪，时年23岁。
女刺客郑苹如临刑前神色从容，其遗言有两个版本，一为对刽子手说：干净些，不要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另一个版本为：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撒手西归！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
郑苹如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与姐姐、弟弟、妹妹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直到11岁时才随母亲回到上海。她曾就读于上海市北中学、大同中学及民光中学，学生时期的她不仅人长得漂亮、举止大方，而且聪明好学、兴趣广泛，还喜欢柔道及演话剧。
1931年3月12日的《国画时报》，刊登了一幅郑苹如演出时的剧照。由此，郑苹如被老师和同学称为“校园明星”。
郑苹如也确有过明星梦，她非常崇拜胡蝶、阮玲玉等上世纪30年代大紫大红的大牌女明星。当时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很有名，一些男女大明星都在那里拍明星照。每当看到王开照相橱窗内摆出大明星的漂亮照片时，她就会驻足欣赏。进入大学以后，郑苹如还曾通过朋友，想到当时上海有名的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但其父是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断然否定了郑苹如当演员的要求。演员当不成，明星梦无法实现，她转而迷上了拍明星照，她时常到王开照相馆模仿一些明星的姿态拍照，有的还被陈列在了王开照相馆的大橱窗内。
郑苹如虽然出生在日本，并有日本人的血统，但她特别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同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有关。郑苹如时常跟着父亲进出同盟会老朋友于右任、陈果夫和陈立夫等人的家，父亲的这些老朋友都很喜欢郑苹如，视同自己的女儿一样。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上海人民与十九路军同仇敌忾，奋力抗击侵略者。在这场上海保卫战中，郑苹如买了慰问品跟着慰问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为负伤的将士们洗衣、倒水、擦脸。郑苹如还自己花钱印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传单，与同学们一同到浦东张贴和散发。在学校组织的抗日爱国文艺演出中，郑苹如自编自演的话剧《抗日女生上前线》博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1937年春，郑苹如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春季班。23岁的她正坠落在甜蜜的爱河之中，打算秋天与时任上海航空作战大队小队长的未婚夫王汉勋到香港旅行结婚。
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郑苹如积极支持抗战，除了捐钱捐物，还帮助未婚夫王汉勋为战友家属做事：一些航空战士在与敌机作战中牺牲，家属需要帮助与慰问，郑苹如就带上礼品一户一户登门探望与慰问。
1937年11月11日，晚6时左右，正在伏案撰写抗日话剧剧本的郑苹如忽然听到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着她的名字，郑苹如打开门，来人是她的未婚夫王汉勋，他是来向郑苹如告别的。航空作战大队接到命令将于午夜西撤，王汉勋深知，这一别也许将永远天各一方，为了再见郑苹如一面特地赶来。王汉勋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张他新近拍的全身照，照片的背面写着：“亲爱的苹如，留念！永远爱你的汉勋。”他紧紧拥抱郑苹如，说：
“等打完了日本鬼子我们再结婚！”随即驾着吉普车消失在夜幕中。
1937年11月12日深夜，驻守上海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西撤，上海沦陷，租界则成了“孤岛”。
自“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打响，上海社会各界开始组建抗日地下机构，郑钺被任命为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最高检察官，转入地下参与抗日工作，并掌握着一台与重庆保持秘密联络的电台，对外则称辞职在家养病。与此同时，郑钺同盟会时期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中统实权的陈果夫找过郑钺，与其商量特邀郑苹如加入中统地下抗日组织之事并获同意。
陈果夫特邀郑苹如参加地下抗日组织，是因为郑苹如有日本血统，从小生长在日本，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家属中与日本高层人物有来往，了解日本人的各种习惯，加之她年轻、漂亮、有文化，是打入敌人心脏的最佳人选。1938年1月，陈果夫通过特别的途径把郑苹如介绍给本家亲属、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宝骅，让其把郑苹如发展到抗日“团体”中来。一天下午，陈宝骅把郑苹如约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幢法式洋房内(这是抗日组织的秘密联络站)。郑苹如在这里接受培训，掌握了收发电报、射击、密写等特工必须具备的技能。
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一边大肆捕杀抗日志士，一边四处搜罗走狗汉奸。1938年1月起，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诱降”。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名单中，就有郑苹如的父亲郑钺。
3月的一天下午，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持贵重礼品“拜访”郑钺，“邀请”他担任正在筹建的伪司法部部长，被郑钺以患病为由拒绝。
此时已加入抗日组织的郑苹如正伺机打入敌人内部，故“自告奋勇”地表明愿替父亲为他们“工作”。凭借从小生长在日本，加上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使日本人对郑苹如有一种亲切感，凡与郑苹如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对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郑苹如在“日本人社交圈”里如鱼得水，建立了获取情报来源的途径与渠道。
郑苹如先后结交了百名日本“朋友”，其中不少是日本军官、文职官员及高层人物。为了博得“日本朋友”的信任和好感，她时常主动同他们“聊天”，约他们在日本俱乐部喝咖啡、喝清酒，还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听日本唱片，吃日本料理。郑苹如很快可以自由进出日本驻沪军事部门等机构。掌管日本海军情报的负责人小野寺信见郑苹如漂亮、聪明，便邀请郑苹如做他的翻译，甚至把一些绝密资料交给她去翻译。日本军事报道部新闻检阅室还特聘郑苹如为日军新闻电台的播音员，驻沪日军特务机关长片山大佐对郑苹如更是“关爱有加”，时常在重要会议或场合中将郑苹如带进带出，许多日伪高层人物视郑苹如为片山的私人秘书。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得到一份总部的密电：要她利用自己与日本方面的特殊关系，绑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的儿子近卫文隆，想以此通过外交谈判逼日本退兵。
近卫文隆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麿曾送他到美国留学，但近卫文隆在美国沉迷于吃喝玩乐，不思进取。无奈之下，近卫文麿只好又把他送到由日本人在1900年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还专派了一个在该院毕业的日本人中山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近卫文隆来到中国后依旧是我行我素，赌博、嫖妓、看赛马，为所欲为。对日本驻沪的头目们来说，近卫文隆想不想读书并不重要，怕的是他的“乱来”和“惹事”会影响他的自身安全。尤其是近卫文麿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近卫文麿曾特别叮嘱他看管好近卫文隆。百般焦虑中，早水想到了郑苹如，想让郑苹如去“照顾”近卫文隆。
1938年秋末的一天，日本驻沪“领事馆”举行“日中和平联谊会”，郑苹如作为嘉宾和翻译出席。早水把郑苹如介绍给近卫文隆，让他俩交朋友。郑苹如的美丽和高雅让近卫文隆倾慕不已，经常打电话约会郑苹如。
一来二去，近卫文隆视郑苹如为“未婚妻”，对她口无遮拦，时常无意间说出自己听到或得到的重要消息。“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近卫文隆成了郑苹如获取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一个周末的下午，郑苹如把近卫文隆约到巴拿马夜总会“谈情说爱”，借机把他灌醉后，带到一家酒店客房“软禁”。计划由地下组织派人，通过水路把近卫文隆带出上海。
没想到，总部收到郑苹如“得手”的电报后，却复电马上“放人”。原因是近卫文麿在日本算是“温和派”，担心一旦把他逼急了会变向强硬派一边;另外，绑架其子未必能达到逼日本退兵的目的，反而会引起日军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致使更多无辜者遭殃。
那天，日本方面得知近卫文隆“失踪”后，沪西日本宪兵队紧急出动，封锁所有交通要道，特务机构也派出人员在租界内乱窜，四处打探。直到郑苹如与近卫文隆手挽着手“回家”，并得知他俩在客房“过夜”，日本头目们才放下心来，认为是虚惊一场。
1939年8月底，一个星期六晚上，日本驻沪“总领事”在“领事馆”的草坪上举办纳凉舞会，这是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舞会，参加舞会的都是日本在沪的政界和军界要人。郑苹如应早水亲重之邀赴会。
舞会上，郑苹如成了日本大人物眼中的艳丽“樱花”，一个个抢着要与她共舞，郑苹如则有请必跳。在这次舞会上，早水亲重不无得意地向郑苹如吐露了一件机密：日本方面秘密派去重庆的人已经同国民党的“二号”接触了，“二号”表示愿意同日本人合作。
翌日上午，郑苹如将二号人物汪精卫即将叛变的情报迅即密报重庆，然而，这一重要情报并没有引起她的上司的注意。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再次从日本驻沪高层人物处得到“可靠情报”：汪精卫已同日本人“谈妥事宜”，准备离开重庆“变节投敌”。郑苹如再次发出绝密加急电报：“获悉大二号已与日本方面勾搭，近日将有异动，务必采取行动加以阻止。”
但是，这份绝密急电依然没有引起重庆大佬们的注意。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国家的“二号人物”会投敌、当汉奸。但就在郑苹如的这份密电发出后的第三天，汪精卫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发表投降日本的“艳电”后，重庆方面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汪精卫的公开投敌叛国，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曾任中统第三处处长的丁默邨和原中统干事李士群在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引领下，拜见了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呈上了他们组织伪特工机构的“上海特工计划”。该计划很快获得日军方面的全力支持，并成立了“特务工作机构”，地址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丁默邨和李士群把一批地痞流氓、乌合之众网罗到一起，组成了一支汉奸队伍。
1939年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和丁默邨与土肥原进行了秘密会谈：承认丁、李的特务组织为汪伪政府的秘密警察，同意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汪精卫任命丁默邨和李士群为即将成立的伪政府内政部长、江苏省主席。从此，丁、李特务组织成了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全面暗杀抗日志士和抗日群众。铲除丁贼成了当务之急。
郑苹如接到总部命令，要她想尽一切办法除掉丁默邨，以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郑苹如深感责任重大，她明白，想除掉丁必须了解他的行踪、生活规律与爱好，要掌握这一切就必须接近他。好在郑苹如时常出入各种重要社交场合，早已引起了好色的丁默邨的注意。
5月末的一天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举办了一次高级别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联欢会。联欢会结束后举行了晚宴，郑苹如被安排在贵宾席包房，与丁默邨等日伪头目觥筹交错一番之后，丁默邨对郑苹如立时有了“好感”。临别，丁默邨主动提出送郑苹如回家。
丁默邨没有直接把郑苹如送回家，而是带她到了霞飞路上的一家咖啡馆。交谈中，郑苹如得知丁默邨曾是她在民光中学上学时的校长，而当丁默邨得知郑苹如曾是民光中学学生时，就对郑苹如特别“亲切”，两人由此“称兄道妹”，开始了交往，丁默邨隔三差五约郑苹如跳舞，喝咖啡，吃大餐。
然而，丁默邨每次带郑苹如去的地方都是一些保安十分严密的场所，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要行刺他非常困难。有时说好去巴拿马舞厅跳舞，最后去的却是大华舞厅。有一次，郑苹如约丁默邨到一家他喜欢的咖啡馆喝咖啡。可车刚到咖啡馆门口，丁默邨马上让司机驾车离去，郑苹如问他为什么，丁说，他发现咖啡店附近有三个神情不定的人站着，按他的职业习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总部不断下令催促，要求务必尽快动手。但要想在公共场所行刺丁默邨显非易事，想来想去，郑苹如等人决定，在郑苹如家门口行刺丁默邨。
8月14日，丁默邨约会郑苹如，郑苹如随即安排人员潜伏在郑家附近。晚上10时左右，天空突然雷声隆隆，狂风四起，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风雨中，一辆黑色雪铁龙轿车停在了万宜坊弄口，这是丁默邨送郑苹如回家的轿车。郑苹如下车后对丁默邨说家里没人，希望他送她到家里，丁默邨一听，深感这是一个“良机”。但正当丁默邨打算下车时，忽然透过车窗看到有几个黑影向汽车走来，狡猾的丁默邨马上命令司机开车。
轿车在风雨中迅速启动，快速离去。埋伏在附近的除奸人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丁默邨的汽车消失在风雨交加的夜幕中。
12月22日，丁默邨约郑苹如去虹口一个朋友家聚餐，郑苹如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上峰，上峰决定让郑苹如以要丁默邨送圣诞礼物为由，骗丁默邨到静安寺的西伯利亚皮货店买大衣，伺机刺杀丁默邨。
那天吃完午餐，丁默邨陪着郑苹如来到西伯利亚皮货行。然而丁默邨刚进入商店，马上转身道：“你自己挑选吧！”他将一叠钱朝郑苹如手里一塞，匆忙奔出商店坐上轿车。
砰、砰、砰……一阵枪响，子弹打在防弹车窗上，丁默邨再次逃过一劫。
这次刺杀行动的失败，引起了丁默邨对郑苹如的怀疑。
1939年12月25日，圣诞节，英法租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郑苹如家里却是冷冷清清，一夜没有睡好的郑苹如在房内精心打扮着自己，因为晚上要赴丁默邨的“约会”，她要单枪匹马去执行刺杀丁默邨的任务。
下午5点钟，郑苹如身穿一套深蓝色的套装，脚蹬一双黑色靴子，外披一件红色长大衣，腰夹一只白色小皮包，梳一个长波浪发型，脸上施着胭脂口红，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走出家门。出门时，她双眼定定地看了看自家的这幢房子，表情中流露出一种依依不舍的神态，随后朝弄口走去。
郑苹如走到弄口，丁默邨的黑色轿车已经停在了弄口侧面马路旁，一见郑苹如，丁默邨马上露出一副殷勤的谀态，郑苹如刚跨上车，发现后座上已坐着两个打扮时髦而妖艳的女郎，郑苹如惊讶了一下，很快明白过来，她知道，自己被“绑架”了。
轿车刚停在沪西舞厅大门前，二十几个特务急忙围住车，丁默邨下车就挽着郑苹如朝舞厅走，这帮人簇拥着他俩走进舞厅。在丁默邨预订的席位上，已有一位时髦女郎坐在那里。郑苹如注意到，舞厅内走来走去的各类人员中，有不少人都用眼角注视着她，每条走道、每扇门旁都站着一些行踪怪异、神态高度紧张的“陌生”人，更让郑苹如感到异常的是：她是沪西舞厅的常客，而今天舞厅内的男女服务员好像特别多，其中不少都是生面孔，他们只是在舞厅内走动，根本不为客人端茶倒水，这一奇异的场景，让郑苹如感到丁默邨是早有布置的。在这种严密的监控下，郑苹如深感很难下手，任何一个小小的举动都会露出破绽。郑苹如心里有些着急与不安，手枪放在小白包里，一动包就会引来身旁那些女郎们的警觉。郑苹如灵机一动，提着小白包朝厕所走去，两个时髦女郎急忙亲热地跟着郑苹如一同进入女厕所，郑苹如关上厕所门，迅速从包中取出手枪藏入靴子边沿内，随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上。
舞会开始了，优美的乐曲声中，丁默邨邀请郑苹如跳舞，故意把郑苹如带到离座位较远的舞厅大柱边，使郑苹如看不到自己座位上放着的包，跳舞过程中，两个女郎紧紧围绕在丁默邨与郑苹如的身旁。
一曲舞毕，郑苹如回到座位，假装要补妆，打开包，发现自己包内隔层的拉链被动过，知道包已被坐在身边的女郎检查过。为了使丁默邨放松警惕，郑苹如利用跳舞间隙频频向他敬酒，想乘他放松警惕的一刹那干掉他。但老谋深算的丁默邨每次都是礼节性地略微抿一口。一招不行，郑苹如又生一计。当丁默邨抱着郑苹如跳到舞厅一处大柱后时，郑苹如乘丁默邨向前迈步时故意脚步往后慢移，丁默邨的脚正好踩在了郑苹如的右脚背上，郑苹如马上“哎哟”一声，随即蹲下揉脚，想趁机从靴子内取枪。然而丁默邨马上紧紧握住了郑苹如的双手。就在这时，围着丁默邨跳舞的两个女郎快步过来，把弯腰的郑苹如抱住，并趁机在郑苹如的腰间摸索。
郑苹如回到座位，依旧同丁默邨说笑，一副若无其事、轻松而又矜持的样子，但内心却非常的不安，深知在今天这种场合除掉丁默邨几乎没有可能。为了不留下物证，郑苹如又以上厕所为“掩护”，迅速从衣袋里拿出一块大手绢，将手枪包在里面，特意在地上弄脏后从厕所的窗口扔到外面。
郑苹如回到座位后片刻，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丁默邨的心腹林之江匆匆走进舞厅，把丁默邨叫到舞厅大门口耳语了一番。随后，丁默邨又微笑着走到郑苹如身旁坐下，并与郑苹如干杯。舞会结束，郑苹如上了丁默邨的车，后座上，仍旧是两个时髦女郎把郑苹如夹在中间。
车在夜幕中快速奔驰，路上冷冷清清，不见行人，丁默邨的车后紧跟着两辆吉普车。当汽车开进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和平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停下时，郑苹如一切都明白了……
十天后，郑苹如又被送入了76号，这是上海人都知道的杀人魔窟，凡进了76号的人，没有一个是活着出来的，等待着郑苹如的是灭绝人性的逼供与摧残。
郑苹如被关进了76号的囚室，但因为丁默邨事先打了招呼，并未受到虐待。
丁默邨并没有直接审讯郑苹如，而是让李士群派人去找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我女儿做得对。我以有这样的女儿自豪。”郑钺义正词严地对李士群派去的说客说。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丁默邨请出驻上海的日本领事去见郑苹如的母亲木村花子。
“你是天皇的臣民，希望你不要忘记帝国大业，尽快劝说你丈夫到汪精卫那里去任职，如果这样，我们可以释放你女儿。”
“作为日本人，我为自己的国家侵略中国而感到羞耻，我怎能劝说我的中国丈夫来为侵略事业出力？至于我女儿，她已长大成人，她知道自己该怎样做。”
碰了一鼻子灰的丁默邨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色相。他只想把她关一个时期，煞煞她的性子，然后再放她出来。
然而有一个人必欲置郑苹如于死地。
这个人就是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她恨郑苹如，不是因为郑是中统派来刺杀她丈夫的特工，而是她认为郑“抢走”了她的丈夫。她悄悄地找到林之江，对林面授了一番机宜。
郑苹如又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37号的“和平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内(林之江兼该路司令)。这个行动非常机密，连丁默邨与李士群也被瞒过了。
赵慧敏的第二步，便是授意林之江找机会杀害郑苹如。
1940年2月，星月无光的一个晚上。
林之江从囚室里请出郑苹如。
“郑小姐，丁先生请您去谈话，请马上动身。”
她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出于少女爱美的天性，她仔细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又对着小圆镜，把略显凌乱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走吧！”她昂然上了黑色的小轿车。
囚车在刑场的一座小土坡前停下，十几个身穿黑色棉大衣的便衣特务匆匆打开车门跳下车，如临大敌般端起枪站在后车门的两旁。两个便衣特务把披着长发、两手前铐的郑苹如押下了车。
郑苹如被两个特务押到了小土坡前，郑苹如身着金红色的羊毛内衣，外披红色的皮大衣，挂一根鸡心嵌有照片的黄金项链，手戴一枚钻石戒，天生丽质和漂亮的穿着，使她此刻站在黑夜的车灯前，如神话中的红衣天使，美丽动人。
郑苹如非常平静地站着，内心却思绪万千;她不是因为自己将要死亡而流泪，而是舍不得离开自己年迈的父母、弟妹、朋友和恋人;她渴望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她盼望着抗日的早日胜利，能和心上人进入婚礼殿堂……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将要永远、永远地离她而去……
临刑前最后一分钟，郑苹如用手揉了揉吹散在脸上的头发，随后整了整衣服，苗条的身体挺了挺，脸部又再次仰望天空……
枪声划破了死寂的夜空，震荡苍穹，抗日女英雄郑苹如凄艳地倒在了血泊中，一个美丽的身躯在这恐怖、寒冷之夜香消玉殒……
郑苹如被枪决后，据传重庆中统局曾为她开了一个追悼会。抗战胜利后，借国民党政府审讯汉奸的时机，她的家人曾向法院鸣冤控诉，由此“刺丁案”再度流传开来。1946年11月16日郑苹如之母郑华君为丁默邨杀害郑苹如致函首都高等法院，原文如下：
为凭借敌势残害忠良、诉请严予处刑以彰国法事。窃氏先夫郑钺，清末留学东瀛，加入同盟，追随国父及于右任院长，奔走革命有年。辛亥、癸丑两役，先夫皆躬与其事。民国二十四年授命上海高二分院首席检察官，七七事变猝发，先夫悲愤万状，沪淞沦陷即杜门谢客，而敌伪深知其为人望，欲借以为号召，对之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先夫大义凛然，矢志靡他，亟以雪耻救国谆谆教导子女。子曰海澄，投笔从戎，效力空军，与敌周旋之后竟尔成仁，完成其报国素志，女曰苹如，由上海法政学院毕业，爱国之志胜于须眉，二十六年承嵇希宗介绍，加入中央调查统计局工作，以获取敌伪情报及破坏工作为天职。丁逆默村、李逆士群均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组织伪特工总部，丁逆担任主任伪职，专以捕戮我方爱国同志、献媚日敌为事。熊剑东曾为丁逆逮捕，熊妻与苹如共同设法营救。苹如前肄业民光中学，时丁逆适长是校，苹如借此关系，故得对丁逆虚与委蛇，冀从中获取便利。由是探悉前高二分院郁华庭长、前一特地院钱鸿业庭长之被暗杀，皆由丁逆为厉之阶，盖欲破坏我方在沪整个法院也。该逆向苹如曰：汝父任高二分院首席检察官，亟宜参加和运，若不识时务，勿谓七十六号无人，行将夺取汝父生命云云。苹如闻之愤不可遏，当诉由先夫以情密陈司法院在案。苹如于二十八年奉中统局密令，饬将丁逆置诸重典，遂与嵇希宗及郑杉等暗中会商，决议由苹如以购办皮大衣为由，诱令丁逆同往静安寺路戈登路口西伯利亚皮货店，并于附近伏戎以待。苹如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后五时许将丁逆诱到该处，某同志即开枪向之射击，惜乎手术欠精，未能命中，当被遁逸。丁逆由是痛恨苹如，欲得而甘心焉。卒于是月二十六日将苹如捕去，更有丁逆之妻及其他某某两巨奸之妻亦参与逆谋，极力主张应致苹如死命，苹如遂及于难……
同年12月27日，杭州读者张振华致函《大同报》，提供了郑苹如被捕后的一些情况。他说，杀害郑苹如女士是在民国二十八年冬，其时丁默邨任苏浙皖肃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正主任委员是周佛海)，兼特工总部部长(伪维新政府亦有番号，类同之苏浙皖绥靖委员会，部长为任援道)。肃委会下分四路，番号是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一路司令王天木，第二路司令何行健(在好莱坞舞厅被刺)，第三路司令田会林，第四路司令林之江。郑女士乃林之江由沪西舞厅绑回，出动汽车四辆，特务人员二十余人，均备有德国自来得手枪。绑回后并不动刑，审问数次，最后由丁默邨亲自审问。据说丁逆与郑女士尚有师生之谊，此次系郑女士指挥地下工作同志数人，行刺丁逆未成被捕，在沪西忆定盘路37号软禁一月左右。郑女士之死全系丁逆主动。
张振华在信中接着说：
(丁默邨)当时己身行动不自由皆系谎言。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周佛海不过挂个空衔而已，生死权皆操于丁默邨之手。后因郑女士不肯妥协，丁默邨命令林之江执行郑女士之死刑。刑场在徐家汇过火车站之荒野地方，其时林之江之卫士不忍下手，命中要害后，由林之江亲自射击三发，一中胸部，二中头部，方始毙命。死时穿着金红色之羊毛内衣，外披马皮大衣，胸前挂有金链及一鸡心金质之照片，大衣及金链等物归林之江取去，提出三百元作为公积金。此一代可敬可佩之郑女士，被丁默邨一纸命令而致香殒玉消。今审奸工作尚未完成，特提出一点数据，作为参考。文字之拙劣，在所不计，聊代郑女士一伸奇冤，并加丁默邨之罪也。
1947年7月5日，火炉南京。老虎桥监狱内，被关押的大汉奸个个大汗淋漓，尽管环境恶劣，但被炎热煎熬得疲惫不堪的他们都昏昏入睡了。下午2时，监狱南面的一间囚室的铁门被打开，杀害郑苹如及许多抗日爱国人士、双手沾满鲜血的大汉奸丁默邨，被押上了监狱的刑场。
检察官：“姓名、年龄、籍贯、住址？”
丁默邨低着脑袋：“丁默邨，四十五岁，湖南常德县人，家住上海愚园路1010号。”
检察官：“你因何案被押？”
丁默邨：“因汉奸案被押。”
检察官提高声音：“本案判你死刑……你有何遗言留给家人？”
丁默邨脸色苍白，颤抖着身体，无力地道：“没有。”
检察官命令法警：“将该犯丁默邨执行枪决！”
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丁默邨罪恶的一生。
郑苹如的父亲郑钺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郑苹如的另一位哥哥郑海澄在1944年的一次对日空战中牺牲。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郑华君(木村花子)女士在日本投降后迁台，由其三女儿奉养，1966年以八十高龄病逝于台湾。2009年6月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上海福寿园为抗日除奸女英雄郑苹如举行了塑像落成典礼。郑苹如的英灵终于得到了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