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联外交官而言，和情报部门特工一样，善饮且不失控被视为极为重要的素质。在对饮的过程中使对方放松警惕，以达到解决某些重大国际问题的预定目标。
“伏特加外交”始于斯大林时期，而且灌酒不分敌友。灌朋友是为了检验其对自己的态度以及对感兴趣问题的看法，灌敌人则是令其陷入道德和政治陷阱。
泽登巴尔为斯大林斟酒
苏联外交将外国领导人严格地划分为“自己人”和“外人”。二战前蒙古领导人无疑是苏联的“自己人”，他们能够享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可以像家人般地交流。
担任蒙古领导人30多年的尤睦佳·泽登巴尔曾多次聊起1940年自己与斯大林及其战友的相识经历。
当时年仅24岁的泽登巴尔陪同当时的蒙古领袖乔巴山元帅面见斯大林。官方会晤后客人被邀请参加小范围的晚宴。蒙古代表只有乔巴山元帅和泽登巴尔两人，而苏联方面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晚宴一开始斯大林就说：“乔巴山同志我们都很了解，是久经考验的朋友。而泽登巴尔则是新人，我们看他如何表现。我建议让他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为我们斟酒。”
当时餐桌上摆满了各式美酒：白兰地、葡萄酒、伏特加等等，以及大小不一的高脚酒杯。略加思索后，泽登巴尔选择了格鲁吉亚白兰地，满满地倒了五大杯敬献给在座各位。斯大林称赞道：“好样的，泽登巴尔同志，不折不扣的忠诚朋友。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名字)，注意点儿，不要碰他呦。”
据泽登巴尔说，他和贝利亚之间确实从未出现过问题。
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在回忆起此事时说：“乔巴山没有多少文化，但对苏联很忠诚。1952年乔巴山去世后，苏联决定任命泽登巴尔为蒙古领导人，因为他对苏联很友好。”
丘吉尔被从桌子下拉出来
与斯大林喝酒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他不但酒量大，还擅长激起对方的酒兴。
曾参加反法西斯同盟国元首“高级酒会”的苏联空军主帅亚历山大·戈洛瓦诺夫回忆说：“当时桌旁坐有数人，祝酒词一个接着一个。我不安地看着斯大林，因为丘吉尔这个有名的酒鬼正和斯大林斗酒。”
当丘吉尔被从桌下拉出来时，斯大林也喝了不少。他走向戈洛瓦诺夫说：“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不要怕，我不会把俄罗斯都喝掉的，而他明天就会围着我转，像热锅上的鲫鱼。”
莫洛托夫称：“在外交上这样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斯大林不会视而不见……”他还回忆起后来丘吉尔在伦敦亲自招待他本人的情景：“喝了一杯又一杯……聊了整整一夜。”
希特勒是为数不多的未被苏联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灌酒的人。一是因为希特勒根本未能有幸来到克里姆林宫，二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基本不怎么喝酒。
利普特曼经受重重考验
外交活动一般都会有适量饮酒的传统不仅流行于斯大林时期，受到外交部人员“关照”的也不仅是外交官，还有外国记者。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记者利普特曼拜访正在皮聪大国家官邸休假的赫鲁晓夫。抵达后的三个小时内，这位大洋彼岸的名记就参加了两次宴请，充分感受了高加索人的好客与美酒。到达赫鲁晓夫的别墅后又被告知，几个小时后还将有晚宴，而且阿布哈兹的大小官员都已到来，还邀请了歌舞团助兴，美酒岂能不如河流泉涌一般？
第二天早上餐桌上又摆满了各种美食和美酒。最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客不同，这位记者竟然经受住了重重考验，甚至幽默地与赫鲁晓夫谈论此行的感受。赫鲁晓夫只能摊开手说：“能怎么办呢？此地的风土人情就是如此！”
葛罗米柯不胜酒力
苏联有众多“超人”外交官，他们可以灌醉任何外国同行，而自己和国家声誉却毫发无损。但为了公平起见，也介绍一些苏联外交官不胜酒力的例子。
葛罗米柯这位苏联最强硬、最倔强的外交部长酒量不大，喜欢喝低度酒。但正是这位被美国人称为“不先生”(“MisterNo”)的外长也曾有过尴尬遭遇，令很多人大感意外。一次在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游艇上举行招待会，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官员以及柯西金和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悉数参加。晚宴时纳赛尔和柯西金决定单独面谈，柯西金便对葛罗米柯说：“你留下来担任宴会主持人。”
命令就是命令，而葛罗米柯执行力又强，服从安排。结果第二天早上，众多埃及官员参加早餐时都带着大大的黑眼圈，一个个无精打采。而葛罗米柯病倒了，并且越来越严重。在参观赛得港一家博物馆时，他头晕得厉害，只得坐在椅子上，并接受了药物治疗。就这样，我们的这位外交部长第一次稀里糊涂地尝到了醉酒的煎熬。
勃列日涅夫酩酊大醉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豪饮传统仍在风行。尤其在当政的头十年，勃列日涅夫经常同国外贵宾喝酒。同尼克松和基辛格喝了整整一瓶酒后仍然没有明显的不适。
据跟随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副卫队长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回忆说，1978年布拉格新地铁开通仪式上，勃列日涅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胡萨克两人喝得酩酊大醉。他说：“想像一下两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又是亲吻又是拥抱的场面吧。胡萨克烂醉如泥，而勃列日涅夫已经破了相，眉毛和鼻梁部位都摔破了。”结果侍卫只能从两旁搀扶着胡萨克，以免他摔倒。
随着年龄的增长，勃列日涅夫的酒量有所下降，但他与各种美酒的关系更为复杂，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