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都着重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似乎忽视了当时的张学良其实更有求于苏联的历史事实。这一忽视直接导致了研究中的某种错觉，即认为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与苏联毫无联系，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张学良曾在莫斯科秘密设立代表处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派出专人陪同护送张学良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对此，有当年的“伯林同志”，即潘汉年给王明的密码信为证：“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伯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在目前所能看到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里，都提到了李杜、两个小孩与一个女共产党员，唯独缺少那个最重要的“张学良代表”。潘汉年的密信清楚显示，李杜的主要任务是送“代表”，其余人员是附带或是掩护而已。
鲍格莫洛夫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但潘汉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华的全权代表，就像大革命时期的鲍罗廷。他亲自批准“张学良的代表”去苏联，当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
此后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迅速发展。1936年7月底，张学良在南京会见了苏联大使馆武官雷平中将。8月，张学良又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会谈中提出了与苏联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张学良认为：“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最终难免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鲍格莫洛夫回答说：“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你的意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张学良与莫德惠（左）1947年在新竹。莫德惠是张学良秘密派驻莫斯科的首席代表。对于张学良与苏联迅速升温的秘密关系，国民政府也有所警惕。12月14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致电国民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陕西省档案馆：《理论导刊》1986年11期)蒋廷黻回忆他对苏联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是这样说的：“我提醒他，张学良的确有位代表驻在莫斯科，我将名字告诉他。”(《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第96页)由于蒋廷黻撰写回忆录时张学良的这位代表还是台湾的显贵，因此蒋廷黻不便直接写出他的姓名。
张学良特殊的情报来源于驻莫斯科代表莫德惠
仔细考察张学良庞杂的回忆，虽然提及了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许多人和事，却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神秘的人，那就是他极其秘密地派驻莫斯科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张学良的心腹，曾作为张学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谈判中东路事件。他作为张学良安置在莫斯科的关键联系人，究竟传递了多少重要情报，如今已经难见电报档案。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与乌鲁木齐、兰州之间建立了直通航线，兰州与西安的通道则由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完成。因此，莫斯科与西安的距离虽然看似遥远，但对莫德惠来说毫无困难，目前有确凿证据表明莫德惠起码有两次从莫斯科回到西安。其中一次可见于蒋介石得到的密报之中。
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致蒋介石密电，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业与张学良会晤，任务不明。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此时的莫德惠显然是为了向张学良面陈苏联最新的联蒋政策。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与莫斯科其实还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斯诺说：“当时张学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国籍妻子)的一位朋友，安娜说他想尽办法见到联共中央的人，好请他们在能够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别做出对张学良不利的决断。”(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张学良与苏联这种极为隐秘的关系，对研究西安事变，特别是研究张学良当时的行动极其重要，也是以往所有研究者都忽略的。
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汇报后实施了三项重大措施
莫斯科代表处的设立使得当时西安与莫斯科之间有了频繁互动的热线通道，张学良既能直接向苏联表明态度，又能直接从苏联得到第一手情报，以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苏联的政策，完全得到苏联的支持。当时莫德惠究竟向张学良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虽然也同样没有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从张学良随后采取的三项重大措施中加以确认。
一是迎接叶剑英。1936年9月下旬，就在张学良与莫德惠见面后不久，叶剑英应张学良之邀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党代表。“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让他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对外化名‘杨先生’，要求孙铭九绝对保证‘杨先生’的安全，同时，安排好‘杨先生’的生活。”(《叶剑英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叶剑英的到来迅速加强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关系，标志着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尽力援助红军。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有一段描述非常典型：“当叶剑英告诉张学良红军目前‘经费困难已极’，冬衣解决更难，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时，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办到5万元，多不可能，其余25万可考虑到上海去办;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而在军事部署和战役行动上，张学良更是积极配合，并出谋划策。凡有他能够办到的，他几乎无不尽力去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10月7日，叶剑英与潘汉年致电毛泽东：“棉衣一万套可由西安送兰州，要我方半路去取，不便送人。”(《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38页)11月5日，叶剑英从西安动身回保安，“随身带有张学良借给红军的十万块银元。”(《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4页)张学良的“无不尽力”标志着张学良对红军的援助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是全力“驻蒋”。10月29日，叶剑英与刘鼎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劝蒋的结果，其中提到“有主驻蒋说”。(《西安事变新探》，第283页)有学者认为“驻蒋”是“捉蒋”的谐音。其实所谓“驻蒋”，就是驻留蒋介石军事进攻的步伐而已。当时国共双方的和谈已经很有成效，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谈判代表张子华从西安发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周恩来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为了配合谈判进程，毛泽东迅速于10月15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表示“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但意想不到的是“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甘肃、宁夏边境地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页)20日，叶剑英急电毛泽东：“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毅(张学良)之估计正(蒋介石)先打而后和，图得便宜而已。”(《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0页)因此，当时认为蒋介石只是“先打而后和”的张学良决不可能就此产生“捉蒋”的念头，而劝阻蒋介石进攻倒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驻蒋说”标志着张学良阻止蒋介石内战脚步的决心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莫德惠在关键时刻的回国，使得张学良起码发生了两大变化：联共、援共升级;反蒋变“驻蒋”。这就足以表明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的汇报后不仅完全确信联俄联共政策的正确，还完全确信蒋介石必然也会顺水推舟，迟早实施联俄联共的“后和”。当时的张学良显然已经把援助红军与尽快“驻蒋”作为自己帮助建立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
张学良为何对苏联的抨击哑口无言
尽管西安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张学良却匪夷所思地发动了使莫斯科暴跳如雷的西安事变。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苏联认定张学良欺骗了莫斯科。《真理报》12月14日的社论说：“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所以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斥之为叛徒……过去，在他统治满洲的时候，他几乎毫无抵抗地将中国东北最富饶的几个省份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他又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马宝华、乌传衮：“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阴谋”、“叛徒”等字眼表明莫斯科似乎受了张学良的蒙骗，但自相矛盾的是苏联同时又坚决否认与张学良有任何关系。苏联驻国民政府外交代办斯皮尔瓦涅克奉命发表声明说：“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对苏联政府的自我标榜，国民政府作了含蓄的反击。12月19日，斯皮尔瓦涅克向苏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当日晨张群接见了。在听取苏政府抗议后，张群作了如下答复：(1)还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曾散布消息，说他与苏联有联系，与中国红军建立了联盟关系，他在莫斯科派有代表，中共则在西安派有代表;(2)张群本人以及其他政府成员和首脑十分清楚，这类传说纯系谣言和捏造。”(马宝华、乌传衮：“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苏联极力撇清与张学良的关系，虽然与事实相去甚远，却也完全可以理解。但令人奇怪的是，张学良不仅在当时忍气吞声强咽苦果，甚至终其百年之身也依然三缄其口。这种完全不符合张学良个性的反常现象正好表明，张学良确实有难言之隐。
当时苏联其实用了只有张学良才心知肚明的隐晦语言，有针对性地谴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破坏统一战线，是对苏联的阳奉阴违与背信弃义。张学良日后英雄气短的表现更是有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无论作为东北军的领袖、国民政府的重臣还是力图重返家园的爱国者，投鼠忌器的张学良都无法为自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做任何辩护，沉默、回避与掩饰就是唯一的选择。
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尽管如张群所言，其实对张学良与莫斯科的秘密关系早有所掌握，却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也同样只字不提。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与苏联政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作为有求于苏联的弱势一方，尤其是希望早日促成统一战线的张学良自然不敢，也不必欺骗莫斯科。至于张学良为何突然发动使得苏联勃然大怒的西安事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