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秦汉的政体是宰相负责制，宰相作为政府的首脑，处理所有朝廷政事，皇帝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干预权。虽然皇权在实际运作中并不是这样，但至少这是一个程序，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去怀念。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政体就受到了挑战。
汉武帝雄心勃勃，权力欲望极大，又因为要与匈奴开战，所以，他渐渐地把本该是宰相的权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中。终武帝一朝，宰相十三位，其名声与地位远远不如秦国的李斯和汉初的几位丞相。如果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那么，很自然地，集权会催生告密，绝对的集权会催生绝对的告密。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立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被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许多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掺杂了许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作为专制最高权力者汉武帝，告缗运动不仅让他得到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巨大财富，也通过告密加强了自己的无上权威。毋庸置疑，这种搜刮民财、盘剥民财尤其是鼓励告密的做法，其毁坏国民人格和心智的恶劣影响深远。武帝鼓励告密，事实上就是鼓励全民特务政治，鼓励人性的堕落，鼓励以邻为壑，鼓励贪婪和邪恶。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因为他手中有任何人都不可以质问和约束的权力。
告密滔滔之下，许多人为了自保，只能做出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常理的事。也就是说，告密往往催生虚伪与狡诈。
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商人。开始创业时，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值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当“告缗”开始在全国铺开时，卜式眼见许多同行都倒了大霉，他认为与其被人告密，不如自己主动站出来，以守为攻。于是，他咬着牙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用作边防之用。很多商人都是低调隐瞒自己的财产，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让汉武帝很是诧异，就派人去问他：“你是想当官？”回答：“我年轻时牧羊，不习惯当官，不愿。”又问：“家里是否有冤，要上访？”回答：“我与人无争，没有冤。”又问：“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如此？”回答：“天子诛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该在边关冒死奋战，有财的人应该捐献财产，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卜式的回答并没有漏洞，至少被派去的人是这样认为，回来报告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正想欣慰，丞相公孙弘却看出了门道，公孙丞相认为卜式矫情立异，动机不纯。武帝想了想也就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了，过了不久，卜式居然又捐出二十万钱，武帝第二次看到卜式的名字时，终于欣慰地笑了，他对卜式特别嘉奖，“不想当官”的卜式居然官运亨通，赐爵关内侯，进位御史大夫。任是谁都能看出，卜式是在“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预”，但是，就是这样虚伪甚至狡诈的人居然封侯，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悲哀。
“告缗”运动最终因为大批商人破产，无密可告而结束，不过，汉武帝这个人注定要和“告密”有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