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自曝皇家丑闻：婉容亲哥哥鼓励其吸毒私通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编者注：婉容初生婴儿被填进锅炉焚烧之事，被定本删削。)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溥仪无法满足她 末代皇后婉容出轨后的悲剧
众所周知，清王朝因辛亥革命而告覆灭，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清朝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时，年仅六岁，还是个小孩子，不到婚娶年龄。因此，末代皇后之位也虚。即使长大结婚，但逊位的皇帝，其身分也与一介平民无疑，何来皇后一说？然而，事实上溥仪后来确曾册立过皇后，且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民间的认同，她就是婉容。这并不是清王室有什么自恋情节，而是历史事实的因循。当初建立民国时，袁世凯曾代表民国政府宣布优待皇室条款六项，其中一条就规定溥仪在逊位后仍得居住于宫中，仍保持其皇帝尊号，但范围只限于紫禁城，这就成了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
1922年，溥仪大婚，17岁的婉容因其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而被采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但她不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后相比，因为她是给一个末代逊帝做皇后，她仅拥有皇后的名义，而无皇后之实。所以婉容的入宫正是她不幸命运的开始。
但与这种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宫廷生活相比，时代的风云激荡着旧时的社会秩序，她在心灵上始终获得不了自我解放，甚至于心甘情愿地套上精神束缚的枷锁，这就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内心漂泊的痛苦和人格的不自由，让她痛不欲生，她唯一的解脱就是自甘堕落，自我毁灭，直至离世。
所以今人对她有确切的感慨：如果婉容能丢掉皇后这个虚名，那么她在死的时候，至少也能像文绣那样，作为完完整整的自己，起码能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显赫家世
末代皇后婉容(1906～1946)，全名郭布罗·婉容，宇慕鸿，号植莲。家世为达斡尔族，后编入满族正白旗。1906年11月13日(清光绪32年9月27日)出生，是内务府大臣荣源唯一的女儿。她的名字源自曹植《洛神赋》里的名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是她的祖父给起的。寄托了一种民间普遍存有的凡俗的愿望，即希望她出落得亭亭净植，出淤泥而不染，而又高蹈于流俗。果然她后来被选为皇后，那种凡俗的愿望就变得很有寓意了。
婉容的老家在东北嫩江边上的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祖上历代都是清朝的忠臣良将。
据《清史稿》记载，婉容的高祖父郭布罗o阿尔景，是咸丰年间的副都统，并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
曾祖父郭布罗·长顺为三朝重臣，曾是咸丰皇帝的蓝翎侍卫，因战功赫赫而青云直上，20多岁便领兵驻守西北。同治年间又擢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成为封疆大吏。光绪十四年他出任吉林将军，镇守东北边疆。在他主政吉林期间，吏治清明，百姓安乐。并且有感于"一百年来省志未立，无以恢宏神漠，润色鸿业"，主持编纂《吉林通志》，成为东北地区第一部官修的上乘全省志书，保存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攻陷了海城，逼近辽阳。朝廷命他率兵驰援，他毫不犹豫，带领军队攻进辽阳与日军浴血奋战，最终将其全部击溃。吉林百姓为感念他的恩德，修建祠堂，以示纪念。他于光绪三十年去世后，清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赠太子少保，恩赐他的后人可以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并给谥号忠靖，入祀贤良祠。
祖父郭布罗·锡林布，弃武从文，刀笔从容，平日只喜欢吟诗作赋，俨然一个文人。虽无疆场立功，但由于有祖辈的功绩，他世袭了一等轻车都尉的封号。并娶了皇家的格格为妻，从此，郭布罗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族就攀上了亲。到了婉容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经退位，他只在小朝廷里挂名内务府大臣，无实事可作，也没有朝廷的俸禄。但祖业丰厚，光东北老家就有几千垧土地，荣源又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两地经商，求取利润。婉容的母亲爱新觉罗氏，人称四格格，在婉容很小时便去世了。婉容的养母爱新觉罗o恒馨是军机大臣毓朗贝勒的次女，人称二格格。她是一位端庄善良、精明强干、豁达开朗并充满智慧的女人，她对婉容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恒馨对婉容宠爱备至，母女关系融洽。家中其他成员还有哥哥润良，弟弟润麒。
婉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头顶就笼罩着一大片祖宗洒下的荫凉，家人又经常在宫内行走，与皇家互为姻亲，是家族的传统，因此，通向幽深皇宫的路，对婉容来说，就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弄堂。
民国年间，社会风气大化，婉容的父亲郭布罗o荣源虽是遗老，由于经常奔走南北，交游广泛，思想比较开放，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一样接受同样的教育。因此，婉容很小的时候，就与家里的兄弟一起读书习字、弹琴绘画。她的父亲对她很看重，特意为她聘请了家庭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因为受到良好的教育，婉容有着优雅的气质。作为一个世受皇恩的贵族家的小姐，生活环境的优裕富足和显赫的家族地位，使她内心有着十分强烈的优越感，也对她的性格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在她入宫之后，一直鄙视身世寒微的文绣，这也大概是后、妃失和的原因之一吧！
美冠群芳
溥仪出生于1906年(清光绪32年)正月十四日，到1922年(民国11年)的正月十四日，已整整16岁了，正是古人完婚的年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时紫禁城里为溥仪选后的消息一传出，各个名门贵族、大家闺秀们的照片就络绎不绝地送到了紫禁城，甚至徐世昌、张作霖也派人来提亲。后来经过几番筛选，最后拿给溥仪画圈的就只有四张照片了。溥仪最初选中的是文绣，根据溥仪的回忆记载：当时在他眼中，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实在分不出来丑俊。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看谁的特别艳一些。于是溥仪便不假思索地在没落贵族端恭的女儿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一个铅笔圈儿。由于婉容的父亲荣源与溥仪的父亲和叔叔关系都很好，在征得端康皇太妃(即光绪的瑾妃)的同意后，便向溥仪推荐婉容，认为婉容家境富有，与皇家多有渊源，相貌、血统都比文绣纯正。的确，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天生丽质，从今天她留下的照片上看，我们依然感受得到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她皓齿蛾眉，双目明亮，笑容蕴藉，融合了古代女子的韵致、北国女子的大气、江南女子的柔美于一身。且婉容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贵族中早已是芳名远播。于是溥仪听从众意，随手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而放弃首先相中的文绣。但这一圈不打紧，它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婉容走向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古代的皇帝结婚，被称为"大婚"。溥仪此时虽然已经不是在位的大清皇帝了，然而，由于清廷退位时曾与民国政府有过协议，所以依然拥有朝廷名号，就按照清朝的旧有礼仪制度举行了隆重的"大婚"仪式。民国政府也特准婉容的"凤舆"从东华门抬进紫禁城，成为名义上的皇后。所以这才有婉容被人们称为末代皇后的缘由，这是符合历史实情的。但这末代皇后却与已往的历代皇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了。无"天下"可"母仪"，无后宫可统领。
婉容与溥仪同庚，嫁时年方17岁，正当美好的青春年华。婚礼的第三天，她和溥仪一起在东暖阁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以皇后身分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她梳着满族式的"两把头"，高高的发髻上缀满了绒花;黄缎织锦旗袍更把她的曼妙身材衬托得美艳无比，青春的朝气扑面而来，使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也无不惊叹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报纸，亦极尽所能，不吝篇章，都争先恐后地做了绘影绘声的实况报道，可谓盛况空前。"燕尔新婚，如兄如弟"。溥仪和婉容也确实度过了一段美满幸福的日子。这不仅因为婉容是旗人中的极品美人，还因为她是受过西式学堂教育的女子。与身边那些低头躬腰的太监和迂腐保守的师傅们相比，婉容不止是一股清新的风，一缕和煦的阳光，更是使他沉闷灰色的宫廷生活的导师。更何况民国时代的大家闺秀，以崇尚时髦为荣，所以婉容婚后经常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这些很对溥仪的口味，因为溥仪对西洋文化也很感兴趣。
此时的婉容是时尚、时髦和多情的，也确实给了溥仪很多柔情，而她的饱学多识，更使溥仪视之为知己。婉容在宫中引进了许多社会上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如外国电影，自行车，照相机等。宫中的保守势力有非议，但溥仪喜欢，不仅依从婉容的习惯和爱好，还特意聘请了美国教师专门教授婉容英文。应该说，在紫禁城两年多的时间里，是婉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几乎每天都用英文给溥仪写信，并且在这些情意绵绵的短信下方以"伊丽莎白"落款，这是溥仪给她取的英文名字，与英国女王的名字相同，婉容很是喜欢。
但溥仪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观念早已形成，在众多遗老遗少和宫廷大臣的怂恿下，溥仪一心一意要恢复祖业，时刻想着复辟。竟至于在新婚之夜，离开洞房，独自一人跑到养心殿，而把婉容孤单的丢在洞房里。由此可见，溥仪这个人的怪异行为与漠视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复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亲政了。
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溥仪的性功能有问题，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对如仙女临阁一样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该怎样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特别是在女人面前。所以躲避静思成了最好的借口。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由此也养成了他妄自尊大的皇帝性格，视"皇后"如奴仆。正因为他骨子里有皇帝自命不凡的习性，才搞砸了自己的婚姻。他自己后来才有所领悟："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妻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溥仪还算客气，而不说妻妾都是泄欲的工具，因为溥仪的确无欲可泄。
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愉融洽，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她当初是怀着热切的期盼去做这个皇后的，不知宫闱似海。刚入宫的新鲜感过后，宫内日复一日的枯燥、寂寞、乏味的生活使她窒息压抑。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分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间的难言之隐，更使她体会不到丝毫的闺房之乐，床笫之欢。婉容有同龄女子一样的憧憬，虽然她又比她们多了一些尊崇。但少了她们的世俗的欢乐，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所以她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而时局的动荡与溥仪内心深处的极端自私、多疑，又让她的失望渐渐加重。因此，婉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但她毕竟是新派女子，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开始，婉容常常以读书、画画、写字等闺中雅事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后来，她终于耐不住精神上的空虚，受到了贵族式腐化生活的感染，在溥仪的同意和怂恿下用鸦片聊慰孤寂，渐渐形成依赖。据有的资料说，婉容抽鸦片，就是溥仪主张的结果，因为婉容有痛经的毛病，偶尔也患有头痛病，溥仪又没性能力，就让她抽大烟。一是治痛经;二是想以此来麻醉她。就这样，婉容的病不但没有医好，反而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为瘾君子。毒品改变人性，婉容的性情也因此变得喜怒无常。精神苦闷，加上性格的乖戾，使婉容的视野越来越窄，甚至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婉容重复地犯了大多数女人都有的毛病，希望获得男人的专宠。而文绣的存在，就使得她和溥仪之间产生了一道新的裂痕。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流涌动。嫉妒是把双刃剑，伤了别人的时候也会伤了自己，因此，当事人都很苦闷。
婉容自以为容貌比文绣美丽，常以正宫娘娘自傲。时时争宠夺爱，处处要超过文绣。
文绣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为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前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如婉容漂亮，但性格却比婉容温顺宽厚。婉容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对此当时许多洋人都曾以赞美的口吻，著文予以赞扬。据说溥仪对他圈选的皇后还是喜欢的。婉容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与她絮絮长谈。可是，婉容入宫的头一天就和皇上闹了别扭。在她与溥仪大婚的时候，本来淑妃文绣是应该在坤宁宫外跪礼迎接婉容的，但是由于溥仪也受到了一点新文化的熏陶，认为皇后与皇妃虽然称谓有别，毕竟还是二女共事一夫。于是，他下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的礼仪。本来婉容就不喜欢和别人分享溥仪，这一下连尊卑之礼都没有了，婉容对文绣的不满和排挤就由此而产生了。
最初，溥仪尚能一碗水持平，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让婉容参加，也必让文绣出面。为了学习英语，溥仪也给文绣请了教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燥、寂寞的生活决定的。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渐行渐远，为了缓解内心的苦闷，婉容便从鸦片的缭绕烟雾里，自我麻醉，以求暂时的解脱。
流寓津门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直系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搞垮了，随即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文告，其中一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就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了中国社会肌体上的最后一块毒瘤，清室被扫地出门。溥仪一家人离开紫禁城，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自然废止。从此，皇帝的名号也就永远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天空，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分。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便衣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乘火车潜入天津。不久，婉容和文绣等皇室成员，也移居到了天津的张园与溥仪会合。张园建于1916年，系清末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人花园。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闻讯纷纷前来见驾，搞得张园像刚开张的餐馆一样，天天火爆，热闹非凡。1929年7月9日，溥仪一家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乾园本是北洋军阀陆宗舆的私人公馆，1921年始建。主体两层，为砖木结构的西班牙式楼房。溥仪携婉容、文绣等搬到乾园后，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上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上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时"之志，以图东山再起。
正如以上所言，婉容和文绣作为溥仪的皇后和皇妃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婉容也确实比较挤对、挑剔文绣。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母亲是个洗衣服的，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在宫里的时候，文绣就与婉容有些不和。到了天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婉容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背后还要向溥仪上文绣的烂药。文绣有文才，脾气也犟，免不了针尖对麦芒。在天津的前后七年间，一后一妃闹得不可开交，溥仪夹在妻妾之间，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逐出皇宫，对溥仪小朝廷是灾难，对婉容却如鱼得水，行动自由得多了。天津是她成长的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她的世界。因此，婉容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高跟鞋，还烫了头发。婉容质本高洁，音容笑貌，优雅有度。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最适合她的既时髦又风流的购物与消遣方式。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文绣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比赛，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呀。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屋里都堆满了包括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等等各种奢侈无用的物品，而且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写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要买，而且花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分。"
当时，朝廷经济已大不如前，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只能靠典当宫中旧物，才能勉强维持着这种表面上的奢华，这种竞争式的挥霍的糜费行为必须遏止。如此一来，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的追求，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自然不满。她抬出皇后的身分，以为皇后的地位远高于妃嫔，如要裁减，也只能裁减文绣的开支，而不可限制她的消费。这种争执，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慕虚荣，但其内心的潜意识，也还是在于妻妾争宠。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愿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难得出宫，一旦有机会出宫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下馆子，成了溥仪皇家生活的最后奢侈和回味。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扔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以及不少游乐场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他们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愈是深深地刺伤了文绣，文绣愈益痛苦。
而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溥仪每次都与婉容笑逐颜开地对饮大嚼，而偏不让文绣上桌，仿佛她是一个多余的人！可以想见，冷板凳上的文绣该是怎样的凄苦悲凉！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的小怨渐积而成大怨，文绣对溥仪很失望。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这就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
虽然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婉容也不许他除了自己还爱别人，婉容天天向溥仪絮叨，让他发誓，不爱文绣。连设坛扶乩也要求写上"万岁(指溥仪)与端氏(指文绣)并无真心真意"的"吉利语"。从此，婉容和文绣之间的疙瘩便愈结愈深，以致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文绣和溥仪结婚九年，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不但从未与溥仪同居一次，又备受欺凌，是真正的小媳妇。文绣不堪忍受这种不平等待遇，于1931年秋，她做出了与溥仪离婚的决定，并诉之法律，且通过报章公告天下，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妃子与皇帝的离婚风波，这就是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淑妃革命"。"淑妃革命"给了溥仪莫大的刺激，他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他不下"罪己诏"，反而把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从而迁怒于她，两人由同床异梦而终致陌路。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日本人就鼓吹他到东北自己的龙兴之地，重整旗鼓，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次入主中原。而婉容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以上两种原因使得溥仪非常厌恶婉容。婉容有她的虚荣心，她想留在天津，继续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但遭到了溥仪的粗暴对待。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废，常常夜不成寐，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症，只能更深的陷入鸦片的烟雾中，以麻醉自己求得解脱。而这，仅仅是她人生悲剧中的一段，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等着她呐！
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其实他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挡不住恢复旧日帝国美梦的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为他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出卖祖国利益的傀儡。
溥仪的离开，婉容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溥仪抛弃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虽然她一直是在冷宫里寂寞着。如果从成熟女性的角度，从女人的幸福立场出发，溥仪的离开对她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当这种现实真的来到时，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正像溥仪后来所说："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与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被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这就是婉容，高贵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篱，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给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后传统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她不让它谢幕，以一人之力硬撑起这巨大的夜色，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近世有学者是这样评论婉容的：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女人没有不虚荣的，这种虚荣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泽，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好胜心，和对名誉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她当了皇后之后，虚荣就从她生命的深处浮现出来。她掩藏起本来的自己，装扮出另一个自己。她的虚荣使她不愿意放弃皇后的头衔，哪怕是一个竹篮盛水的现实。从此她就固守皇后这一个信念，一种选择。因此，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哭闹不止，大骂溥仪薄情，要追上他问个究竟，谁也挡不住她。实际上就像溥仪说的，她不愿意放弃皇后这个头衔。与其说末代皇后是她别无选择的命运，毋宁说是她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唆使。虚荣让她走上了不归之途，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剧。
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连，再转至长春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长春她就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阴谋陷阱的一部分。这样看来，婉容是自愿走进东北这个表面覆盖着鲜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在长春执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自然又成了"执政"夫人了。溥仪成了满洲执政的傀儡后，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其实就是二栋小楼，但也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了。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则在勤民楼办公。溥仪非常勤政，使婉容也觉得要恢复旧日的天堂，或许指日可待，未免不产生一些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挂名，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无论是例行会见，还是私人召见，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挂"跟在身边，且有日本和伪满媒体跟踪报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溥仪梦想带兵入关，复辟大清。日本人是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们遵照天皇给他们的政治目标，让溥仪不得离开满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仪帮助他们分裂满洲出中国。
婉容则更惨，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狱。
因为是地狱，她的灾难就是双重的。她不仅受溥仪的冷落，还受日本人的冷落。溥仪第一次登基，举行了隆重的"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但没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作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的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为了炫耀中日"亲善"，同意婉容以"皇后"身分随溥仪在勤民楼接见外宾外，此后的十多年，她再也没有以"皇后"身分公开露面过，甚至还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其打击可想而知！先前积郁的苦闷，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犹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由轻度的神经衰弱症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稀里哗啦。
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在这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27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纱绸，还有不同花色、不同质地的日本、法国、印度等国的上等毛料、丝绸。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也只有她走进了现代生活的门槛，濡染了现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她有祖父般忧郁的气质，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也有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这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更多的蕴藉着少女的情怀，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写一些小资的诗句，读一些风花雪月的外国小说。她弹奏时尚的钢琴，给自己起英文的名字，穿着西装拍照等等。虽然她努力要保持皇后的矜持，把这些超越流俗的东西藏得很深，但这是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东西，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生命里面渴望自由的神经在这个时候复活了。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婉容最终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据原国民党首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回忆："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保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分，没有任何有效方法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来赴宴，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韫颖，向溥仪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由于泄密，逃跑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又流产了。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人生虽壮美，山河虽辽阔，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犹若水中的飘萍，风中的转蓬，只有随波逐流，随风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劫后重生吧！
红杏出墙
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果然这件宫廷"秽闻"，使溥仪怒不可遏。他变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后，他将无辜的孩子愤怒的投入火炉，活活烧死。将29岁的婉容打入冷宫，永不饶恕，直到40岁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气。
关于这件事，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有详尽的回忆："溥仪与文绣离婚之后，渐渐也对婉容有了反感。一来是，文绣离婚是婉容'逼'的;二来是，婉容不学好，抽大烟上了瘾，而且愈来愈厉害。婉容自觉生活无望，走上颓废的道路。现在，差不多人都知道婉容曾与一个听差有染。可我跟溥仪谈恋爱的时候，溥仪对此开始闭口不谈，就是我问起时，他也极力回避。后来，我跟溥仪一次恋爱小风波之后，他为了哄我，才跟我细说起了婉容与那个'听差'勾搭的前因后果。"在'满洲国'的时候，婉容因为时常跟一个姓李的'听差'接触，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为避人耳目，两人很少当面说话，大多数是通过婉容屋里伺候她的一个老妈子来相互递信儿。那个姓李的，在溥仪面前很'红'，极得溥仪的信任。过了许久，一个佣人向溥仪告发了这件内廷的丑事。在此前后，宫中也有风闻，但溥仪不太相信。谁料到，婉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纸里包不住火，但婉容就是不讲是谁的孩子。直到婉容与姓李的偷偷传递条子，被佣人悄悄送到溥仪面前时，他这才相信这是真的。原来，婉容跟那个姓李的听差虽然当面不怎么说话，只要他一到婉容的屋里，两人就以传条子的方式来确定时间约会。据溥仪说，他拿到婉容看过的条子后，没有吱声。当夜，婉容与情人约会的时候，被事先预谋好的溥仪和心腹当场抓住。……对于分娩下的孩子，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溥仪对我讲述的是这样的：分娩的时候，婉容身边没有任何医生，只是在保姆的帮助下，生下来的。这个孩子生下之后，当时就死了。溥仪立即叫人把孩子扔到炉子里。"
根据群众出版社最新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记载(过去市面上流通的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基本都是1964年版本，而之前即曾经二易其稿、九次修改。最早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初稿本，是溥仪在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用一年多时间完成的，20多万字，由管理所油印成册：之后在此基础上先后发行了1960年、1961年、1962年的"灰皮本"、"一稿本"及"二稿本"。这些最接近作者原始的文字，曾删除了15、6万字的内容。新版恢复了1964年之前版本中被删除的大量内容)：当溥仪知道婉容与别人私通并怀孕后，自然是难于接受，甚至想要毁灭一切。在羞辱与盛怒之下，他早已失去了理智，虽然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他，希望能承认这个无辜的婴儿，但溥仪坚决不答应。他趁婉容昏迷之际，将婉容所生的女婴活活扔进锅炉烧化，却对婉容说，是把孩子送给了她的哥哥代养。
这，应该算是最权威的说法了。这都是溥仪亲笔所写的，实有其事，可纠正坊间的其它传闻。
而且，在书中，溥仪还透露出婉容吸毒及私通的内幕："事实上，她(婉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一九三五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经过这一次的沉重打击，婉容的精神又一次遭到重创，彻底地崩溃了。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失去了往日优雅的仪态，溥仪不许任何人看望她。仅仅两年时间，昔日寂寞宫花似的娇美恬静的美人，竟变成了一个形如槁木的精神病人。她已经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了，她已经不懂得梳洗打扮，变得蓬头垢面起来，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疯狂的吸食鸦片，一直吸到两腿发软为止。
在伪满洲国后期，婉容因长期躺着不动抽大烟，肌肉严重萎缩，几乎都不能走路了。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怕见光见风。每次都是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窥人。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那时候的婉容衣着合体、温婉娴雅，人们无不惊叹于她的"大家风度、进退有度"。然而一旦犯病或犯烟瘾，她就会大喊大叫，气度全无。她疯了，也自由了。每逢这时，她就哭着骂她的父亲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自从婉容精神失常之后，人们又在北京给溥仪找了一个叫谭玉龄的中学生。溥仪跟潭玉龄结婚七年，直到谭玉龄被日本人害死，婉容始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可见婉容被禁锢之深。
寂寞花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同日下午，吉冈安植通知溥仪，让他带上少数人去通化机场，准备经沈阳飞日本。溥仪带走了溥杰、润麟等人仓皇出逃。婉容再一次成了弃妇。树倒猢狲散，被撇下的一大群皇亲国戚，只好失魂落魄地逃到通化大栗子沟避难。
婉容和这些伪大臣们在大栗子沟住到11月末，天气渐冷，一行人便在溥仪的老仆严桐江的建议下，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租旅店住下来。1946年春节前夕，临江解放，解放军派了一辆汽车接收他们。于是严桐江带领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人上了汽车。婉容连件棉衣也没有，冻个半死。就这样，婉容在她曾祖父吉林将军当年的辖地，被人民解放军押解着，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后汽车到通化，婉容一行暂住在市公安局宿舍中。1946年4月14日，长春解放。婉容又被带到了长春，住进解放军招待所，原"厚德福"饭店。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身边的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饱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严桐江、徐照允等仅剩的几个人都先后离去，最后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
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已出现了语言障碍，嘴里只能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子，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
人们都走了，唯独婉容有家难回，虽然她在长春还有不少亲友，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肯收留她。她在长春的胞兄润良干脆紧闭大门，把病弱的胞妹拒之如瘟疫。溥杰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无处可去。
不久，长春会战，为了防止他们再度落入日本人手里，解放军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带着她们颠簸流离地到处转移。到了吉林市后，婉容等人被暂时关进了公安局拘留所。没过多久，国民党飞机轰炸吉林。解放军又将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车，经敦化，于5月末到了延吉。延吉监狱很大，一栋院子约有40个房子，但哪一间都满员。解放军只得将她们送进混凝土造的仓库。婉容的住处是一张二层床。她被放在下床。这时的她已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有时从床上滚落到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饭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多年的精神压抑和鸦片的依赖已使她精神严重错乱，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6月初，延吉战事趣紧，解放军决定经图门向牡丹江转移一批犯人。战士已为婉容准备好了马车，到小仓库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难以承受旅途颠簸，所以，临时改变了主意，将她留下由狱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与婉容分离，此时，爱新觉罗的家族中只剩下婉容一个人凄凉的留在了延吉。
6月20日早晨5时许，孤苦伶仃的一代皇后郭布罗o婉容的一缕香魂终于化为云烟，随风飘散在她祖先生活和埋葬的土地上，结束了她曾风华绝代又凄凉无比的复杂的一生，时年仅40岁。据最近《延吉晚报》报道，当时狱方巡监见婉容已僵死，就为她拍照，登记，然后由张排长等6人用一扇门板抬走，尸体瘦而轻。在一向阳的山坡，择一平坦处挖坑埋葬，埋葬的时间为中午时分。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起一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间。
婉容的一生，看似辉煌，实在她的内心凄苦！她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女人。婉容的悲剧，自她被选为皇后就开始了。婉容生活于皇权失落时期，面对着宫廷中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她扭曲自己的灵魂而去迎合这种规矩。她没有皇后之威，争风吃醋就是后宫的全部。她甚至连民间一个普通女人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都没有。上天赐予她的这把皇后宝剑，更多的是伤了自己，这就注定她是一个悲剧女人。当发现一切不过是泡沫，连现实的一点温情都不可得之时，她快速坠落凡间。但皇后又是一把沉重的枷锁，她无法挣脱。她决定不了自己的行动，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恶劣的环境中，精神极度苦闷，因此自暴自弃，自我毁灭，而陷入更大的绝望，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来最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难以避免的悲剧的一生，是人性的弱点和女人的虚荣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中国社会最后时代皇权的祭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又是历史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