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1949年蒋介石暗杀名单：宋庆龄等80人在列——蒋介石在大陆败局已定的1949年初，曾拟定了一个有80多人的暗杀名单。其中，既有他心中的政敌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傅作义、宋庆龄等，也有他认为是“异己”“甘心附逆”的章乃器、史良、黄炎培、王造时等，还有学者马寅初、翦伯赞等，但由于其溃败之速，超出了原来的预想，也由于中共的及时保护，这个庞大的暗杀计划基本未实行。
对那些“软硬不吃”的人，蒋介石也有对付的绝招，那就是——暗杀。这也是蒋介石为何要杀宋庆龄的重要原因。宋庆龄与蒋介石，一个是孙中山的爱妻，一个是孙中山的爱将，两人另有姻亲关系，但是两人均认为自己是孙中山革命遗愿的真正捍卫者，对方是伪信徒。蒋介石初期在生活上的不检点让宋庆龄一开始就对他很是侧目，不愿意让妹妹嫁给他;蒋介石"清共"，宋庆龄视之为"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闻邓演达遇害，宋庆龄怒发宣言，痛骂蒋介石等人是自私自利的军阀、政客;蒋介石大肆屠杀异己力量使得宋庆龄在宗教信仰上也对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两人的关系不好已被外人皆知。
解密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上都有哪些人？
二月溪口，春寒料峭。毛人凤狐凭鼠伏，悄然由上海潜来溪口。蒋介石依旧一身长袍，在丰镐房召见毛人凤。毛人凤咔嚓一声，端正地行了美式军礼，蒋介石扶着手杖含笑摆摆手道：“毛局长，随便点，这次的工作干得不错。”毛人凤心里一阵狂喜，他明白“这次干得好”，着实是给李宗仁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也为蒋介石出了口恶气。
想到这里，他眼珠一转，满脸笑得稀巴烂，点头哈腰道：“这主要是总裁领导有方，卑职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
“呃……”蒋介石把头一摇，坐了下去，又和颜悦色道：“坐下讲，坐下讲。”
受到鼓励，毛人凤将腆着的肚腹使劲收拢，便将半边屁股搁在了椅子上。
蒋介石敛住笑，不着边际地感叹，“军统当前任务重啊。对肃清内奸，诛除共谍，严惩贪污，移风易俗，复兴民族，改善民主工作，务必切实执行。”
“卑职谨记，卑职谨记！”毛人凤忙不迭地点头应道。
“不过！”蒋介石话锋一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军统同志身体力行总理提倡的三民主义，为巩固党国、复兴中华民族，挽救党国危亡，改善民生做最大努力。因此，要教育军统同志，人人皆应做无名英雄，奋勇牺牲，革命救国，一定可以在大家手里转危为安，转败为胜。鉴于此，我有一个设想……”
毛人凤这时瞪大了眼，只是机械地点着头。
“这次让你来，我是有大事相托的。”蒋介石见火候已到，这才透露心机，“鉴于目前局势，非用非常手段是不能挽救党国于危难之机的。你同军统同志多多商量，给我拟定出一个详细的名单，对那些心存异志、危害党国的危险分子，不能心慈手软。要用非常手段加以肃清。内惩内奸，外惩国贼，必须于短期内加以肃清，你明白吗？”
“是！”毛人凤迅速反应过来，嘴中发出金属一般的撞击声音。
当即，他返回上海，躲进侄儿毛森的公馆，闭门不出，炮制了国民党在大陆的那份最后的暗杀名单。
其名单如下：
李宗仁、龙云、白崇禧、黄绍、刘斐、李济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蕴山、梁漱溟、柳亚子、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何思源、陈仪、杨杰、卫立煌、张澜、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史良、沙千里、黄炎培、张东荪、王造时、储安平、贺耀祖、范朴斋、程潜、唐生智、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卢汉、刘文辉、邓锡侯、邓汉祥、潘文华、鲜英、卢焘、顾毓权、荣德生、袁翰清、刘人爵、张严佛、唐伯球、邓介松、肖作霖、陈云章、安恩溥、龙泽汇、陈汝舟、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毛健吾、祝平、骆美轮、李炯、朱敬、瞿绥如、罗大凡、郭汉鸣、徐天深、刘绍武、王慧民、郭威白、黄耀、彭觉之、杨德昭。
以上人员共计84人，蒋介石审核后，又亲笔添上了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三人。毛人凤当时大为惊异，他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三人也要添上？”
蒋介石不满地瞥过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你毛人凤还有菩萨心肠？”毛人凤顿时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蒋介石进一步命令道：“你们着手准备，按照名单上的人严密监视，具体行动我会单独通知你。记住，这是党国的最高机密，任何人都不得泄露。”
毛人凤连连应声，领命而去。
就此，军统在大陆的最后暗杀名单在蒋介石与毛人凤的密谋中正式出炉。
蒋介石为何一直蓄谋暗杀宋庆龄？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为伉俪时，不少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是少数支持者之一。宋庆龄讨厌蒋介石，缘于他对小妹宋美龄的穷追不舍。宋庆龄曾出言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看到小妹同蒋介石结婚。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得宋庆龄与蒋介石在政治上完全决裂，于是她宣告不再参加国民党内任何工作，并于9月出国，以示与蒋介石势不两立的决心。
一次，美国记者斯诺对宋庆龄提起蒋介石皈依基督教的事时，她立即摆出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白莽等惨遭枪杀或活埋的事实，还表示：“蒋介石一背叛革命就开始杀人，因此，只要他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不在其中任职;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徒，我就不做基督徒。”
蒋介石对宋庆龄是又气又恨：“如果她不是孙夫人的话，换个人我非砍掉她的脑袋不可！”
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罕见合影为了拉拢和威胁宋庆龄，蒋介石软硬兼施。宋庆龄出国后，他先是利用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时机，电邀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遗体安葬仪式，并特意为她建造一幢住宅，还任命她担任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长。原因很简单，如果宋庆龄不接受回国邀请，则表明她不达事理，有失人情;如果她回来，则说明宋庆龄已与蒋介石达到谅解。蒋介石还在宋庆龄尚未回国之前放出消息说，宋庆龄即将归国参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工作。
但宋庆龄在参加完奉安大典仪式当晚，就回到上海的寓所居住，同时拒绝发表任何政治意见，拒绝蒋介石的房子和高官厚俸。因为在她心中，“宋庆龄的名字和声誉不能出借”。见利诱不成，蒋介石再派人暗杀宋庆龄，后来这一毒计没有实施。
暗杀名单李宗仁列在榜首
按照毛人凤拟订的暗杀名单，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赫然列在了榜首。那末，头号目标何以选中李宗仁？
其实，这一点也不足为怪。李宗仁被列为头号目标，正对了蒋介石的胃口。
早年，李宗仁作为新桂系集团的魁首，在广州国民政府鼎故变革之际，并同白崇禧、黄绍竑，引领时尚，但开风气，为两广的早期统一，起了巨大作用。
1926年7月，北伐革命初始，新桂系出动了6万人马配合蒋介石一举荡平南方。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人氏，1891年生于一个乡间富裕家庭。其祖父李印迁本为一名乡村医生，开有药铺、当铺，拥有大量田产。李宗仁自幼接受私馆的塾师教育。稍长，便考入广西小学堂。
辛亥革命后，李宗仁入广西新军，由排长起家，在纷乱复杂的局势中，渐升营长。1919年，李宗仁谋得桂军团长一职，拉起一支约2000人的队伍，成为起家本钱。在随后的10多年征战中，他执牛耳，白崇禧主管军事，黄绍竑主政外交，三人同心协力，用武力一举统一广西，击败陆荣庭等老派桂系军阀，由此形成三巨头体制的新桂系军阀集团，此三人被称为“桂系三杰”，同为国民党桂系集团的魁首。
蒋介石与李宗仁照片早年，这三人在广西志同道合，共同组建起了一只新型军队，通过几年的角逐，逐渐取得了广西的统治权。
1926年，李宗仁派黄绍竑联络上孙中山，取得了政治上的资本，归附了广东国民政府。新桂系由此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全国性视野的政治军事集团，不再满足于占领一省的狭隘地方势力。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新桂系两巨头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别担任了重要职务。李宗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行营参谋长，黄绍竑则留守广西后方。他们出动六万人马配合蒋介石一举荡平南方，继而，如犁庭扫穴，由南而北，直打到北平，襄助蒋介石完成了表面上的南北一统。
李宗仁是一个极有个人报负的人。他还是一个营长时，请来当时广西出名的相术师为其相面。那位算命先生当时就预言：李宗仁今后前途无量，“有九五之尊”。李宗仁对此深信不疑，他认为老家风水好，1925年，完成广西统一后，李宗仁立即在临桂老家大兴土木，建造府邸，在新落成的立府大门边请高士题写了醒目的对联：“天下皆春，山河永固”，传递出自己的真实心迹。
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的第一军表现差强人意，李宗仁的第七军则所向披靡，被誉为“钢军”。这种情形，使李宗仁对蒋介石的鄙夷言词溢于言表。如“蒋先生原非将材”，“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材，位居主帅之尊，其智慧、德性、涵养均不逮远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及李济深的武力支持下，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非法的国民政府，导致宁汉分裂。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立即遭到武汉市国民政府的声讨，北洋军阀孙传芳等部也在长江以北跃跃欲试，蒋介石两面受敌，处境困难，李趁机逼蒋下台。
蒋介石下台后，李宗仁即捧出在野的西山会议派分子，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李宗仁、白崇禧实际上控制了南京政府。然而，新桂系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太浅，缺乏控制全局的人才和力量。为时不久，蒋介石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宗仁利用湖南籍军人程潜、唐生智、谭延之间的矛盾，联合程潜、谭延等人，将占据两湖的唐生智击败，夺取了两湖地盘，将新桂系后方广西与两湖连成一片。其后，白崇禧又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将新桂系势力扩展到北平、天津一线。加之，坐镇广东的李济深是新桂系的朋友，这样一来，新桂系占有的地盘就从两广、两湖沿京汉线一直延伸到了平津，其势力范围几乎与蒋介石控制的江、浙、皖、闽、赣五省不相上下。
1929年，由于分赃不均，蒋桂再度撕破颜面，兵戎相向，爆发了现代军阀史上著名的“蒋桂战争”。结果，新桂系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曾经由广西、湖南及至北京一带的全盛态势顿时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等狼狈退回广西。蒋介石不给他们以喘息之机，一面大军压境，一面公开通缉。黄绍竑万念俱灰，转而只身离开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将兵权交予部属后，由镇南关经越南海防逃亡香港，直到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惊慌失措的蒋介石方才默许他们重新回到广西。
抗战时，李宗仁出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两人内外关联，渐渐复苏，再度坐大为一个令蒋介石若芒刺在背的军事集团。
然而，势高震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欲整合政治势力，重新洗牌布局。遥想当初，北伐军攻进长沙时，蒋介石以江湖手段极力拉拢李宗仁，两人撮土焚香，结为桃园兄弟，并立下了四句誓词：“共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誓词言犹在耳，他们的矛盾却愈结愈深。
按蒋介石的构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抗战后的格局大变，蒋介石想重新整合各派政治势力，他欲将李宗仁这些地方实力派摒弃在中枢之外。岂料，随着他在内战战场上的节节败退，美国人对蒋介石和他治下的国民政府，渐渐失去了信心。
1947年8月24日，杜鲁门总统特使魏德迈离开中国时，在蒋介石举行的欢送茶话会上，公然宣读了一份访华声明，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声称“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谁具有“感召力”？明眼人一看便知，除了有桂系集团武力为后盾的李宗仁，无人可以担纲。
蒋介石如坐针毡，当场下不得台。半月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他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有目之以过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资望日高，民众对国民政府无好感的宣传，似不足置信。”显然，李宗仁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同，并准拟以其全权替代蒋介石。
蒋、李间自抗战以来隐伏的矛盾被激化了。
接着，国民党“行宪”举行大选。蒋介石瞩意孙科当选副总统。谁知，半路杀出程咬金，李宗仁以新桂系为后盾，全面参选，即使在蒋介石以所谓党的名义逼迫其退出竞选时，李宗仁也丝毫不为所动。他在白崇禧、黄绍竑的策划支持下，一举击败孙科，最终当选。
蒋介石大为恼怒。可面对既成事实，又处于内外交困中，他不得不咽下这枚苦果，佯做认可的姿态。实则旧仇新恨齐涌上心，恨透了自己的这位“桃园兄弟”。诚如李宗仁秘书程思远所说：“李宗仁先生晚年的政治生涯，以竞选国民党副总统开始，从此卷入美蒋矛盾的漩涡，并使蒋桂矛盾进一步激化。”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新桂系的逼宫下，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可是，当踌躇满志的李宗仁走入前台时，蒋介石仍牢牢地在背后掌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首先，蒋介石暗中指使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拒不执行李宗仁的政令，造成“府院之争”;其次，蒋介石令嫡系爱将汤恩伯将中央银行的金银外汇全部运到台湾，经济上卡住李宗仁的脖子。同时，蒋介石命令成立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以汤恩伯45万人马置于东南半壁，随时可以武力解决李宗仁。这时，李宗仁贵为新桂系魁首，实际上他已调不动新桂系的军队了。白崇禧将新桂系武装带到了中南，没有他的许可，这些部队调不出一兵一卒。为了自身安全，李宗仁通融白崇禧，仅调得桂系一个团到南京担任警卫。更令李宗仁难堪的是，他宣布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毛人凤控制下的军统竟拒不执行命令，致使他的命令成为一纸空谈。
南山有鸟，北山张网。更令李宗仁料所不及的是，蒋介石不但处处制约他，而且已心生恶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宋庆龄，是蒋介石终生最恨的人之一。蒋介石恨宋庆龄一贯反蒋、亲共，最终竟“投共”，故一直想借机暗杀，但又碍于“总理夫人”、“国母”的声望久久不敢下手。直到1949年初，撤离上海前夕，才正式下令。但又被宋庆龄的亲弟和妹——孙科和宋美龄联手阻止了。
蒋介石在大陆败局已定的1949年初，曾拟定了一个有80多人的暗杀名单。其中，既有他心中的政敌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傅作义、宋庆龄等，也有他认为是“异己”“甘心附逆”的章乃器、史良、黄炎培、王造时等，还有学者马寅初、翦伯赞等，但由于其溃败之速，超出了原来的预想，也由于中共的及时保护，这个庞大的暗杀计划基本未实行。
蒋介石与宋庆龄的关系演变
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是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缩影。他们两人都曾在孙中山爱国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启迪下，追随孙中山革命，但由于他俩之间对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品格和道德不同，便成为在孙中山生前尤其是在孙先生逝世后影响中国革命和他俩之间关系的重要根由。
宋庆龄作为二十世纪全世界的伟大女性，中华民族的瑰宝，无论是政治远见，思想的深刻，爱国主义的激情，以及个人品格都是完满而又独特的。她的一生总是同时代的脉搏谐和一致，不断进步，不断前进;她一生为全人类的和平友好事业，为妇女的权利与进步，尤其是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做了大量工作，贡献巨大。凡是跟她有过交往的人都深切感到，她给人温暖，给人力量，给人智慧，也给人勇气。
蒋介石则不同。他狡猾多变，又为人狠毒，他把个人的好恶凌驾在别人之上，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一位令人生畏的独裁者。尽管他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后，曾经拟订了一个“韬光养晦以待时”的行动纲领，表示自己在“四十岁内，专心求学，培养德业，不问世事;四十岁以外，奋进功名，雄飞世界，行道济时。”这个纲领的前四句是假的，后四句则是真的，真真假假，以假乱真，正好反映了蒋介石，作为一个野心家的心路和心迹。
宋庆龄对于蒋介石是没有好印象的。据美国著名作家埃米莉·哈恩在《宋氏三姐妹》一书中透露，蒋介石是在孙中山家里认识宋美龄的，还说蒋介石请孙先生说服夫人庆龄同意她的妹妹美龄下嫁蒋介石，而孙先生一直不敢将此事告夫人，后来庆龄知道此事则坚决表示：她“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在广州城内至少有一两个情妇的男人。”这虽是宋庆龄从蒋介石的男女作风上看他的人品，但也包含着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基本看法：蒋不是宋氏家族中理想的男人。
在孙中山逝世之前，蒋介石的野心和权力欲望已经暴露，但由于孙中山在高位在掌舵，他还不可能为所欲为，因此蒋介石采取两面派手法。然而，孙中山长眠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蒋介石则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驾驭，夺权和独裁的野心明显暴露。对此，宋庆龄看得十分清楚。她为了维护国民革命的成果，在国民党内外掀起承继和捍卫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传高潮，赢得国民党“二大”与会代表的拥护与尊敬，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参加各种会议，劝说妇女和各界人士要明白孙中山三民主义，了解国民革命的目的，坚持革命到底。这时期，蒋介石与宋庆龄表面上还有某些合作，但实质上已经各行其道，各走各的路。11月16日，宋庆龄一行离广州取道韶关、南昌前往武汉。12月2日，宋庆龄一行到达南昌，蒋介石还组织盛大欢迎会。此间，宋庆龄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的庐山会议。会后，蒋介石和邓演达、宋庆龄又一起由庐山前往九江。然而，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期间在迂都和要不要继续执行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蒋介石与宋庆龄之间已经进行了尖锐和激烈的斗争。
后来，宋庆龄与蒋介石由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行动上的严重对抗，主要的原因是孙中山逝世后，应该如何对待孙中山的思想、政策和事业等重大问题上看法不一引起的。这个分歧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而是关系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事实证明，宋庆龄当时的所作所为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要求国家统一、安定、发展的愿望，因此她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戴和崇敬，而蒋介石则反共、反苏、反人民，为国人所不齿。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信徒，但在行动上则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背叛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撕破了自己拥戴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宋庆龄立即作出反应。4月22日，宋和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号召革命军民起来跟蒋介石作斗争“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7月12日，蒋介石致函宋庆龄，要求她“即日回沪”，宣称“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妄想借宋庆龄的威望以助其反革命的声势，宋即予以拒绝。7月14日，汪精卫又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制订的国共合作政策。针对蒋、汪新右派的背叛行为，宋庆龄于17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不同违背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人同流合污。她指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她号召国民党员和广大民众起来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把革命引上歧途的人作坚决斗争。8月1日，宋又与毛泽东、邓演达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宋庆龄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为了抗议蒋、汪集团反苏、反共，公开与孙中山革命三大政策抗衡，宋庆龄决定访问苏联以实际行动与蒋、汪对抗。8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指出：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领袖们”，实则如出一辙的小政客，他们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妄图“依赖新军国主义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但是“他们必然失败”，因为他们走的是一条以人民为敌的道路。8月底，她便与陈友仁父女等人乘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9月6日，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后发表一系列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冒牌领袖，并不代表革命的国民党，指出革命只是暂时挫折，号召世界人民用各种实际行动支持中国革命的力量去反对革命的叛徒和一切反动派。12月17日，当宋接到蒋介石与苏联断交的电告后，即复电严斥，指出：“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劝蒋趁早“悬崖勒马”。23日，宋再电蒋介石，对蒋诬蔑其留在莫斯科是受别人胁迫的结果给予训斥，说这是对她的诽谤和侮辱，揭露蒋介石及其一伙“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并表明她要誓死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坚定地“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
由此可见，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和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继承人，由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政策，她便与蒋介石由革命的同路人变为敌对者。从1927年8月至1929年4月一年多时间里，宋庆龄在国外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的虚伪、无耻、卑鄙和渺小。
蒋介石不仅宣称他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并想通过他与宋美龄政治投机的结合，以孙中山亲属的名义，拉拢孙夫人宋庆龄作为桥梁，踩着她走向自己的目标;同时他又试图把宋庆龄和她的事业从人们的心中抹掉，以便树立其权威，这使宋庆龄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愤怒。她表示她绝不会同败坏了中国革命和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之流妥协，她决心要将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1929年4月底，宋庆龄从德国启程经苏联回国，参加将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5月28日，宋庆龄等随孙中山的灵车抵达南京浦口，蒋介石、宋美龄等也来迎灵。6月1日晚，宋庆龄在南京参加完孙中山的国葬仪式即离南京返上海。蒋介石要宋庆龄回来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一行动拉拢宋站到他们一边，来挽救因军阀之间派系斗争所造成的危机。6月9日，宋美龄又专程从南京到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南京参加将要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但宋庆龄识破蒋介石玩的阴谋把戏，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一切“善意”都断然拒绝。为避免在人民中造成混乱，她几乎拒绝了与南京政府官方或半官方的一切社交。8月1日，宋庆龄应“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在电报中她严厉地谴责了蒋介石政权，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然而，“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为了避免蒋介石政权找麻烦，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都不登这个电报，只有一家例外，但这家报纸登出的是一则从日文翻译过来，又完全被颠倒了黑白的电文，把宋庆龄写成是赞同恐怖政策的人。宋庆龄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了讨好宋庆龄，不仅宋美龄亲自到上海找姐姐倾谈，而且还指派戴季陶夫妇去找宋庆龄，说服她到南京去。8月10日，戴氏夫妇到上海见了宋庆龄，她们之间谈话笔记后来发表在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China Tomorrow〉)刊物上。这篇谈话真实地反映了宋庆龄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合的态度，也是宋庆龄鄙弃蒋介石，拒绝与蒋介石合作的宣言书，所以很重要。戴夫人问孙夫人为什么不到南京去。戴夫人说：南京紫金山“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孙夫人庆龄直率地回答戴夫人的提问：“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宋庆龄接着又指出：“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贵党”，你们这样做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现在“没有哪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因为“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
这是继宋庆龄拍给国际反帝大同盟那篇措词激烈的电报之后，又一次强烈地抨击了蒋介石和他的政权。这是宋庆龄与蒋介石的又一次摊牌。她为什么如此对待蒋介石？无他，是因为她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的事业，原来的国民政府是革命政权，蒋介石叛变后建立的南京政权便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政权，所以她虽可怜她的妹妹美龄，但她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她不能与蒋介石合流。这是非常可敬可颂的精神，也是一种很有胆识和勇气的表现。9月间，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再次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9月21日，宋庆龄登上开往法国马赛的邮船前往德国，以实际行动同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决裂。这是宋庆龄对蒋介石南京政权严厉的谴责和抗议。
蒋介石恨宋庆龄一贯反蒋、亲共，最终竟“投共”，故一直想借机暗杀，但又碍于“总理夫人”、“国母”的声望久久不敢下手。直到1949年初，撤离上海前夕，才正式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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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随即就成立了“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专门从事暗杀政敌的活动。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建立后，暗杀政敌，更是其“日常任务”之一。凡是与蒋介石政见不同，有利益冲突者，皆在其暗杀之列。
其中，被暗杀者，以蒋介石的政敌为主。像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全国民权同盟会会长杨杏佛;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将领吉鸿昌;四川军阀刘湘;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杨虎城;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等，先后都被蒋介石指使暗杀。
暗杀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像杨虎城及儿子杨拯中和秘书宋绮云一家六口全被杀害，惨遭“灭门”之祸。
暗杀名义往往冠冕堂皇，以混淆视听。像对四川军阀刘湘，并未枪杀，而是收买了汉口某医院的一名护士，让她把胃药换成毒药，使在此治胃病的刘湘“自然病故”。
所要暗杀之人，都是不能明杀者。或声名赫赫，明杀即犯众怒;或势力庞大，树大根深，明杀即树敌;或有某种密切关系，不便公开动手。故而采用阴谋手段，暗杀之。在表面上，不会承担任何相应的罪责，实际上，达到了排除异己圈子的卑劣目的。
闻一多被暗杀现场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最大的政敌圈子。桂系曾三次逼蒋下野，李宗仁后来还在美国的支持下，当上了副总统、代总统，大有实际取蒋而代之之势。对李、白二人，蒋介石早就想暗杀，以解切齿之恨。但三次暗杀李宗仁都失手了，最终竟让他跑到了美国，转而回到了北京。
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美名。在大陆时，蒋介石一边不时借其“智谋”，一边准备相机除之。同样，也未得手。直到去台后17年，已成耄耋之人的“小诸葛”，最终仍未躲过蒋介石黑手的暗算，但死因却不便公开。原来，晚年寂寞之极的“小诸葛”竟聊发起了少年狂，与贴身护士小姐谈起了恋爱，这让觊觎了几十年的杀手欣喜若狂。花钱收买了保健医生，只一剂加大了剂量的“补药”，就让曾经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小诸葛”趴在护士小姐的床上再也起不来了。照例的悼念、追思依然格外隆重，对“小诸葛”功德的褒奖也特别突出，似乎真如讣告所言的那样是“自然病故”，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过一样。
这就是暗杀者的卑鄙无耻之处。
分明自己就是凶手，却要站在死者遗像前，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分明自己就是凶手，却要贼喊捉贼发誓追查凶手，转移视线假祸他人。
而蒋介石深谙此黑社会之道。
他当年指使特务暗杀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企图借舆论干政者从此胆寒、缄默，但又不敢公开承认，故而还煞有介事地追查了一阵凶手。
暗杀派系圈子中的核心人物，既可起到震慑的作用，又能达到“掏心”的目的，导致整个圈子迅速瓦解、消亡。像刘湘被暗杀以后，反蒋入川的联盟也就难成什么气候了;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也就一蹶不振，难再引领反蒋民主舆论了。
但暗杀毕竟是见不得阳光的罪恶勾当，只要被揭露，就难以再进行。
宋庆龄，是蒋介石终生最恨的人之一。蒋介石恨宋庆龄一贯反蒋、亲共，最终竟“投共”，故一直想借机暗杀，但又碍于“总理夫人”、“国母”的声望久久不敢下手。直到1949年初，撤离上海前夕，才正式下令。但又被宋庆龄的亲弟和妹——孙科和宋美龄联手阻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