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是蒋介石外交活动的重要助手。
所有派到中国的美国军政要员，或国民政府请来的外国顾问，几乎都对这位“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化解了不少矛盾。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与对外宣传，撰写文章，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寇，呼吁支持中国。
仅凭以上两点，已经足于成为出色的“第一夫人”;而三次重大外交活动，更使她声誉鹊起。
1942年2月蒋氏夫妇的印度之行，在与英国殖民当局会谈的同时，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等民族领袖，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主要是两大民族在道义上的互相鼓舞。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她在美国的活动。1942年11月27日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1943年2月17日开始公开活动。18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这两次演说的主要特点是力图让美国人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她在参议院的即席演说中说：“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的土地上回荡。”“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同胞愿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渴望和你们合作。”[陈平译：《蒋夫人一九四三年访美之行》，《传记文学》总第398期(1995年7月)第16页。]所谓四大自由指的是罗斯福当时极力提倡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一切专制统治的特征都是摧残这些自由。说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是为四大自由而战，当然是当面撒谎;国民党后来丢掉大陆，说到底与它以自由为敌息息相关。
可是，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她演讲后的第二天，罗斯福也郑重宣布即将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不过，这些政治家的语言往往真假参半。这次罗斯福的诺言，或是原有成案的宣传，或是口惠实不至的空话。其实，美国援助中国的计划，在上一年大体已经敲定，无论是宋美龄这次访美，或者同年11月的开罗会议，都没有促使美国大量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这一年11月陪同蒋介石到开罗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在7天的活动中，宋美龄确实非常卖力。蒋介石甚至为此特地给她颁发了勋章。不过，在这次会议中，除了肯定中国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外，军事上讨论得最多的缅甸之战，经济上蒋氏要求10亿美元贷款，后来都一一落空。
要比较准确评价宋美龄的这些活动，必须对美国对华政策有所了解。
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以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特别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其要点是：1.世界和平和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在欧洲，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大西洋(600558，股吧)第一，欧洲第一”，既是传统外交政策，又符合当前需要。2.不允许日本进一步扩张，但又要尽量避免与之正面冲突。3.中国是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虽然蒋介石政府专制、腐败、无能，但目前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力量。因此，它一方面不肯坚决制裁日本，听任战略物资源源流入日本;另一方面在不激怒日本和不违反美国《中立法》的前提下，尽可能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8年秋到1940年秋，美国给了中国总计7000万美元的三笔贷款，1940年11月30日又宣布给中国一亿美元贷款。1941年3月11日，国会通过给有关国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租借法》后，中国也纳入其中。这一时期争取这些援助的经办者，主要是宋子文等人，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的创办人陈光甫也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巴黎对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说：“他认为陈(光甫)是一个正直的和绝对信得过的事业家，对于陈光甫本人，他完全信任。”[？《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2页。]他建议中国政府派陈光甫赴美谈判贷款问题。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一举成功。在这一阶段，笔者阅读过的有关争取美国援助的记录，都没有提及宋美龄。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它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
首先是极力扶持中国。1942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英、苏、中)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与此同时，决定给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提供大量租借物资;加大对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支持力度;帮助整编中国陆军，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师;应蒋介石的要求，推荐拉铁摩尔为蒋的政治顾问;捧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美国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和腐败非常不满，相应地采取了好些比较强硬的措施。例如，给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租借物资，受援国都可自主支配，唯独给中国的由美国政府的代表史迪威控制。又如直截了当要求中国军队打破派系和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和整编，使之真正成为战胜日本的主力。
美国这些政策和措施后面，是它的宏大的战略安排。在当前，它把中国视为在亚洲的最主要盟国，是战胜日本的主要同盟军。战后则希望中国继续充当主要盟国，扶持中国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的支柱。1941年2月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到重庆考察，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现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可以发展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也可以发展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朝着后一方向发展……”[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这些话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1942—1944年间的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实质是贯彻这一战略意图过程中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效率和蒋介石的专制、小集团利益和腐败的矛盾。如果按照国民党的调子，简单地把这一事件看作蒋介石及其政府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那就有美化蒋介石独裁统治之嫌了。这样的认识也无法理解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坚决支持中国收回东北和台湾、澎湖等地的同时，竟建议战后以中国为主，派兵占领日本。不过，美国政府和史迪威过于天真，对改变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后来，美国日益清楚蒋介石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罗斯福自己说及中国尚在十七世纪，这样的一个社会要出面担当二十世纪的任务必定力不能继”。[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53页。]政策也就相应作了调整。
宋美龄在中美外交上的活动，不过是这个大框架下的小插曲。无论她多么卖力和能言善辩，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格局。
